当今世界

中国新右翼——体制内的"普世派"

作者 纽约特约记者 倪安

发表日期 12/01/2010 更新日期 12/01/2010  21:35 TU

新年伊始纽约民运人士举行新年联欢。近年来很少现身此类活动的老资格民运人士魏京生，从华盛顿开车数小时赶来与会。他兴致勃勃地发表了即席演讲，告诉大家一则新闻，去年在中共体制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叫“中国新右翼”， “他们的纲领是中国必须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他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知道共产党那一套玩不下去了。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共产党内部有很多人也已经知道，这个政权已经维持不下去了”。魏京生告诉民运人士，“机会快要来了。”“我们应该加把劲。在纽约我们重新聚在一起，重新把气氛搞起来。”

消息可能出自《多维月刊》去年8月的一篇报道。报道说，2009年7月1日下午，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与博源基金会在北京金茂威斯汀酒店主办了题为《中国未来30年向何处去?》的研讨会。与会200多位嘉宾大部分为商人，发表主旨演说的是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会主席秦晓。他对会议主题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的崛起，除经济增长外，还必须有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普世性，变革的方向就是个人权利保障、自由和理性、民主政体等。

报道说，中国新右翼正积极寻求思想共识，正有力兴起并将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报道指出，他们主要是中国商人的公共组织，如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等。

巧的是，新年元月7日，我们有机会在纽约听到秦晓的发言。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大经济研究所在纽约证券交所举行“2010年中国经济”研讨会与林毅夫同台演讲。全部用英文发言的研讨会在国营中文媒体的视野里最后只剩了林毅夫关于美中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的热门话题的标准简单回答。而真正精彩的则是秦晓发言。

他挑战官方的“中国模式”，说，“有人认为经济危机过去20年，显示中国模式是全世界最佳模式。我不同意，我不认为有个真正的中国模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但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改革只有一种模式。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是要发展出一个高于一切的政府，政府介入市场活动，并拥有巨大经济资产。这一模式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圈地和腐败，效率和获利能力被官僚制度大大削减，转型代价巨大，公平竞争规则由于政府直接控制资源和参与市场而遭破坏，削弱公共产品的提供。”

他调侃中国特色——“我们总是在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中国的颜色。我认为那一定存在着某种基本色，如果没有基本色，我不知道怎么翻译‘特色’？如果没有基本色，中国特色又有什么意义？”

秦晓挑明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并推崇发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他说：“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合法性问题。中国政府将其合法性依附于经济表现，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经济表现好就没有动力进行改革；那改革出现麻烦呢？所以我们应该将合法性依附在现代体系之上，我们需要承认普世价值。它从欧洲启蒙运动时代开始，对此也许有不同理解，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中国因素，如‘和谐’，或亚洲文化，但一般来说来，理性、自由、个人权利是一些基本价值。在中国有关于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观的辩论，我同意存在这种普世价值，但可以有不同特点。”

秦晓是北京老三届高中毕业生，50岁时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从2001年开始任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至今。本身是国企老总的他却认为国企从长远来看不需要存在，他说：“从宏观层面看，应当把它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和民众手里去。” 秦晓指出，政府不应该控制国有企业的巨大资产，而是应该将其转移到社会网络，如退休基金，或投入股市管理。政府的功能应简化到集中提供公共产品。

有与会者问他，他的改革主张同最近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的异议人士刘晓波有什么不一样时，他解释道：“我是体制内的，主张在体制内改革。”

秦晓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曾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一定要有现代性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和制度来作支撑。” 他认为，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追求，不只适用于西方，而具有普世意义。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老资格民运人士魏京生，他在1978年就提出了中国要有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30多年后，当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时候，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