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进一步阐述此方针。

1957年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 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57年3 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当年要在党内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部的整风运动。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鼓励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提意见或建议，揭开“鸣放”序幕。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 》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

5月4日，毛泽东发布“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说明之所以允许报纸刊登鸣放言论，“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指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5月1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表示全党对批评暂时不要批驳，以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5月8日--6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的建议。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 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第一张鸣放大字报。

5月21日，章伯均提出“政治设计院”的设想。

5月22日，龙云发表“反苏言论”；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

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发表演说抨击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

5月24日，清华大学提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

5月28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同学学习”。

5月30日，人大讲师葛佩琦鸣放言论被指为“杀共产党人”见报。

6月1日，储安平抨击中共实行“党天下”。

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大鸣大放结束，反右斗争开始。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指示“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

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有正确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的社论。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说话了”的社论。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出自毛泽东手笔的题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点名批评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6月17日，毛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以总指挥的身份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接着便在青岛举行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报告，部署全国的反右运动。

1957年6 月26日，中央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着重强调右派划得太少。

6 月29日，经毛泽东批改发出的《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对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来不得温情主义。

7月1日，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

7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江苏“新华日报”社论“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

7月9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说：右派骨干人数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从估计全国极右分子约4000人，到估计约有8000人，其间相隔仅短短10天。

195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这场运动必须在中央、省、市一级单位和地、县两极同时深入下去。

9月23日，邓小平主持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和高级党校三个单位的整风。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整风运动工作报告》，大力批判党内“温情主义”。指出：“这次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学技术界、医药界等。”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1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

1958年5月5日－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工作中心转移，反右运动逐渐停止。

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称：“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四十五万人” 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被摘帽，称做“摘帽右派”。

1977年，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宣告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

1978年4月4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建议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报告说，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有45万人。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约30万右派分子的帽子。目前，估计全国大约还有右派分子10万多名。现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1980年5月8日，中共对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然而仍有一部分人被定性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将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2005年11月13日，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史若平等数位右派人士与其家属联名上书人大与国务院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共对当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明确表示反省与道歉，并对受害者与其家属作出公平合理的赔偿，此倡议在三个月内获得一千五百人响应。

2007年，前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任众在北京召集了61名仍在世的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士联署公开信，要求为右派彻底平反，正式公开道歉，明确宣布反右运动的错误，予以赔偿，开放反右“言论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