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解说

王丹回应戴晴："六四"和解要有条件

作者安东尼

发表日期 17/03/2009 更新日期 17/03/2009 00:19 TU

在中国作家戴晴提出应借鉴南非模式，对“六四”实行真相调查、正义认定，然后实现社会和解之后，“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认为不可能由受害一方提出。王丹说“中共强，民运人士与家属弱，怎可能要受害的一方先提出和解？”王丹表示可以接受和解，但不可能由他先提出，要有和解的条件，让流亡人士回国，让受难者家属得到赔偿。他又说，即使现在提出和解，亦不会得到中共实际回应。

亚洲周刊记者江讯不久前對於作家戴晴作了专访。今天我们就把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以及反应介绍给大家。

戴晴说，“六四事件”二十年来，镇压的一方一点点改口，从“有组织的暴乱”到“动乱”到“风波”到“事件”，直到尽量一个字不说，恨不得全世界把这档子事都给忘乾淨。而被通缉、遭关押和逃亡在外的运动领袖，包括持同情态度的民众呢？则一直要求镇压当局和他们的继承人对事件、对受难者和当时的组织者“平反”。二十年了，占主导地位的，永远是这两边的声音，不是黑就是白，听不见中间的声音。在最基本的真相还没有揭示出的态势下，两边就这么对抗著。

她认为，第一是要一件一件个案剖析，不能笼统地说谁全对谁全错。第二是正义寻求与认定：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又积累了这么多年，连谁让野战军带著狙击手的一枪毙命武器，开进坐满人的广场，谁一次次拒绝斡旋，一边“期待广场血流成河”，一边分钱逃命，直到今天，无论真相还是正义，都没有得到全民起码共识，这个社会有可能和解和谐么？“六四”到了今天二十週年，政府那边选择不说话，越淡化越好。淡化并不意味著真相和正义，更不意味著人民就没了想法。

戴晴提出“大和解”是基于南非成功的模式。她说：“当年南非的种族统治、种族压迫、种族残害，世人皆知。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在全世界，与普世价值对著干的国家，南非政权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一直谴责它、排斥它。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慢慢觉醒。图图大主教提出成立真相、正义、和解原理，极其艰难地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他们国家实现‘和解’，一点不比中国容易。底层黑人被残害杀戮，多出于无理性与法制可言的种族压迫。后来，他们一个一个案子调查、分析、鑑定、解决。今天，我们希望有中间的声音：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社会上的理性的人群，能够发出声音，使得正义伸张、仇恨化解，让社会一点一点进步，即所谓的‘和平演变’，而不是政府里的强硬派和社会上的激进派永远打下去，再酿成事件乃至革命。”

亚洲周刊说，戴晴提倡的“大和解”，在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中早有共鸣。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丘岳首说：他十分赞同戴晴的观点。将“和解”这一概念推向公共舆论，不是早了些而是晚了些。受制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条件的限制，“和解”这好东西被我们冷落太久了。

北京独立学者陈子明认为，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民众中的一部分人，都缺乏“政治和解”的理念……当人们的价值、利益、选择出现矛盾时，则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他认为，应当追寻和积累自己历史上“和解”文化的每一个资源，使之发扬光大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博树说，“和解”代表了一种政治文化，是在平等意识上的一种沟通、一种交流、一种妥协。这种传统的确是中国缺乏的一种东西。但正因为缺乏，所以更需要提倡。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强权，在中国的这种政治环境里面，要想来推进政治的和平转型，就需要不断放大和解的声音。之所以在当今提出这个概念，前提是过去存在六十年的这样一个制度本身是一个专制，这个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今天所做的，不管是实践层面的，还是思想层面的，其最终目标都是把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给变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制度。政治和解的目的也是要促成制度的转型，和解可以作为制度转型推进过程当中的一种手段或策略。那么，和解具有的政治价值就表露出来了。

北京环保志愿者梁晓燕也说，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可以从现在可控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