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专访达赖喇嘛（一）

达赖喇嘛：“民主是世界趋势 中国应顺势而行”

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26/10/2009 更新日期 06/11/2009  17:44 TU

在世界各国发展日趋密切的今天，西藏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事务”。西藏民众对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与全球的民主发展趋势遥相呼应，而就如何回应西藏人民的诉求与如何推动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滞后的中国转入民主的轨道，国际社会实质上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自由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表示，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应该顺势而行。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同时，今年也是您本人及数万藏人被迫离开西藏五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共六十周年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从此而生发的中国的近期和远期的前景？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我想，中国内部包括汉民族和维吾尔民族在内的各民族都应该知道您是如何估价中国的前景和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不民主但却强大的中国是否意味着民主离中国更远，甚至也使国际民主社会在维护人权、自由、平等等您赞同的普世价值上处于守势？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

达赖喇嘛：从大的方面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专制集权制度难以影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应该可以协助世界解决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等问题，如果她在这一方面真得能够有所助益，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当然，一些没有完全民主化的小国或许会认为，没有民主也好；比如中国，没有民主，但经济很强大。由于中国经济上的发展，我的一些朋友必须与中国合作、与中国接触，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使民众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境外旅游人数不断增长，学生到海外留学的人数激增。中国与国际的接触若愈来愈广泛的话，西方国家的民主价值对其的影响将加深。现在的中国与三、四十年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其实，中国变化的分水岭是在邓小平复出后。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民众得以接触西方，这是国家产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忽然瓦解对国家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正如前苏联所发生的那样，倘若中国共产党忽然崩溃，国内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对其周边国家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共能够自发地、渐进地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方向。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其中提及党内的民主，强调党内基层选举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很好。胡锦涛在十七大大会报告中也多次用到“民主”这个字眼——但“民主”并不仅仅是个词，而有其实质内容。从这些方面看，中国领导人认为民主是重要的。我经常对一些朋友说，应该看到世界的变化，除了西方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逐渐走向民主化，这是世界的趋势和潮流。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只能顺势而行，其改变只是时间和速度的问题。中国若背道而驰，对其有害无益。中国的领导人或许多方考虑，但他们清楚民主是大势所趋，无法抵挡，如果他们看到民主给中国带来的长远利益，就应该面对这一问题。

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无法做到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是存在的，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记者：从世界舆论的角度看，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之时，争取“自由西藏”的呼声达到高潮，可能世界舆论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那么多地讨论西藏话题。但是，这一高潮同时也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由官方或利益诱导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也达到高潮。北京利用其强大的国力，对西方政府，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包括美国从外交上进行反制，法中关系至今没有恢复到北京奥运之前的水平。应该说，北京的外交出击是有效的。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激起世界性的和平、缓和的希望，但您至今还没有会见这位总统，您下一次的美国行程是否确定？是否有同奥巴马会见的可能？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人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其次，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还需按照既定的计划安排行程，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就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美国。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会见到奥巴马。

记者：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欧洲。欧洲方面从高层到舆论对西藏问题均十分关注，您在欧洲也颇有声誉。但中欧外交近期摩擦不少，尤其是您与法国总统在波兰会面后，中法关系至今未完全恢复，您对欧洲的情况有何看法？您是否认为可能再次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会晤，是否可能在法国见面？

达赖喇嘛：你刚才提到有关与奥巴马会面的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当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将是很微妙的问题。你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自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其实不是为了见政治人物。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的见面，还有参加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我提到的这两个责任，在我往生前，我离开人世前，我会努力做好。关于西藏的问题，我是一个藏人，同时，我也拥有“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境内外的西藏人信任我，对我有一种依托的感觉，因此，我一再说，我感到有责任作为境内外的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这也是我的责任之一。但自2001年，流亡在海外的西藏人民团体开始选举行政首长，行政部分由选举产生的首长负责，我从此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所以，我有时很骄傲地说，达赖喇嘛四百多年对西藏政教统治的制度从2001年开始成为历史。在政治方面，我现在应该说是一名顾问，并没有专门负责决定什么问题。因此，就刚才提到的第三个责任，（我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记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达赖喇嘛：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去的，我觉得很好。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