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纽约特约记者 倪安
发表日期 09/02/2010 更新日期 09/02/2010 21:39 TU
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2月2日在其网站上刊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付主任姚洋的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副标题是“中国专制增长模式能存活吗?”文章指出,北京促经济增长的努力侵犯了人民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如果中共政权希望继续促进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那么除了实行让老百姓参与政治的更大的民主化程序,最终将别无他途。
2008年5月,姚洋在一次演讲中曾大力赞扬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深度干预,他说:“很多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来解决、来协调,……”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的主流观点”。但经过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他在这篇文章中却说,过去几年来,政府介入经济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去年,政府的刺激经济计划,虽然帮助中国达成了GDP目标,但从长远看,这样做会降低效率、排挤更有活力的私人投资,从而窒息中国的经济。
他的结论基于这样的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储蓄占到GDP的52%,消费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国家经济越是扩大,老百姓越感到穷;城乡差别为世界之最;资本投资接近于50%,而一般民主国家仅为8%,由此导致的民怨已经十分尖锐。
同时他也谈到了中共统治缺乏合法性的问题。他说:“由于中共缺乏传统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它被迫寻求以(经济)表现为主的合法性,但是有迹象显示,由于收入不平等日益严重以及由此造成的内外不平衡,这种合法性已难以为继。”
其实姚洋的文章是对他的导师世界银行副行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观点的进一步阐释。今年一月七日林毅夫在纽约证交所举行的讨论中国2010年经济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目前出现的种种不平衡其根源就是收入不平衡。由此产生了储蓄与消费、中国与外部世界贸易之间的不平衡。
但他的学生姚洋的分析比他更进一步。姚洋在文章中强调:“当老百姓对增加收入的要求远高于对国家经济的增长时,中共光靠经济增长来平息或劝阻社会不满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说白了,就是再继续“国进民退”的发展模式,老百姓就要造反了。其实,同在年初的研讨会上发言的中国招商集团董事长秦晓当时就说得很明白,“中国改革的关键是合法性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把其合法性系于经济表现上是不对的,合法性应系于自由、民主等现代性体系的普世价值观上。
姚洋的文章阐释了同样观点。他说,1976年和1989年两次天安门事件,以及后来数不清的抗争活动显示,当国家不能满足人民需求的时候,人民很有可能会形成有组织的反抗。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事务的监督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在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她突然关注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问题了。
文章说,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试图平息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但是由于这些措施过于软弱,根本无法遏制强大的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的影响。这些利益集团代表着政府、其亲信和国营企业的利益;而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成为追逐经济利益的“公司”。
文章列举了一系列由于政府为促进GDP增长而导致的对人民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侵犯。“比如任意圈地在一些城市仍在进行,政府关闭少数群体的互联网,劳工组织遭镇压,工人必须忍受超时工作和恶劣环境。中国公民将不会继续忍受这些侵犯行为,他们的不满不可避免地导致阶段性反抗。不久,允许普通民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某种明确的政治变革必将出现。”
文章说,中国现在面临着人民群众的抗争和经济不平衡的重大危机。“强大的和特殊的利益集团,以及商业化的地方政府,正全力阻止在全社会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进行公平分配,从而使中共以经济表现平息人民对其绝对统治不满的策略变得无效了。”
文章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建立像美国等民主国家那样的公开和宽容的政治程序,即建立合适的民主制度来限制最强大的利益集团。他说,“但最终,如果中共希望促进经济成长和维持社会稳定,除了更加民主化则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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