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视窗

关注经济刺激中的危害环保行为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发表日期 24/04/2009 更新日期 24/04/2009 14:48 TU

4月20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总干事James P. Leape在上海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

世界自然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保护NGO，成立于1961年，在全世界拥有将近520万支持者，在100多个国家有其网络。其宗旨是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推动降低污染和减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

WWF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环保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在中国的工作始于1980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记者：对中国应对经济危机中环保工作的建议。

James P. Leape说：这场危机是难以预料的，没有人知道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为应对危机投入了4万亿的来拉动内需。我们更多的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他说，政府也好，企业也好，个人也好，需要做长远的考虑，更多的发展低碳经济。不能为了拉动内需，而过度的刺激消费，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他认为，中国应该在保证人民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去寻找一些具有长久竞争力的产业，把危机转化为一种机遇，拉动内需与环保不能相背离。

Leape说，“我们也担心，中国在刺激经济措施中新启动的一些具体项目，如果是非环保的，或者说因为减低环保标准而得到批准，会不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污染。”

2，中国的水系十分复杂，同时，水污染也相当严重，同时，中国又在长江、金沙江等流域建设了很多大坝。

对此，James P. Leape：大坝和调水项目经常在没有充分考虑所有后果的情形下就得到建设。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大坝规划和建设不当导致三角洲地区泥沙匮乏，沿海侵蚀加剧，从而为卡特琳娜飓风灾难的来临埋下了伏笔。

他说，我们一直没有吸取不能与自然对着干、只能顺应自然的教训，而等我们认识到这点时已经为时太晚。在中国，仍然有时间来思考大坝和调水项目的后果，确保长江等河流的健康水平足以为上海等城市抵御这些威胁。

3，上周的“上海视窗中”，本台曾报道，在原始森林覆盖最为广泛的云南、贵州、四川等省，正在进行号称“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林权制度改革，如何兼顾生态和农民的利益？

James P. Leape：在中国，林权改革的背景是农村经济改革在林业领域的进一步深化。

他说，我们很关切，集体林权改革，如果实施不好的话会带来什么影响。比如，保护区是不是能通过赎买，租赁的形式，既使集体林所有者的权利得到保护，又使生物多样性，树林得到保护。

这涉及很多问题，比如到底要建多少保护区。比方说，是否要把现有的保护区中天然集体林，重新分给农民。

有人建议对现有保护区重新划界，原来的核心区，保护区，试验区，缓冲区。之前的政策是，试验区可以适当使用，缓冲区有限制，核心区完全不能动，那以后是不是会有些变化？

除了天然林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公益林区以外，还有部分天然林，不纳入保护林范围。

他认为，“将来采伐指标应该由农民来控制，使农民利益得到体现，合理的去利用这个采伐指标。”

5，记者：与许多在中国的国外NGO选择与政府保持距离的做法不同，WWF与中国政府关系亲密，这种策略有怎样的考虑？

James P. Leape说，“我们不是极端和激进的环保组织，我们不反对中国政府，也不对抗政府，也不参加任何政治和党派。（我们）希望能跟政府，社区，企业，跟任何可以合作的人合作，来寻找解决环境保护，遏制地球环境恶化的方案。”

很多NGO以一种独立第三方身份来工作，保持相对独立性。但中国情况比较特殊，现在NGO在中国虽然有些发展，但仍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如不能筹款，很难获得注册。

30年前，WWF进入中国的时候，没有任何国际NGO来中国工作，没有任何的相关法律，相关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基金会进入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适应当地的文化。 如果太超前了，不能适应当地的文化，都不能推动事业发展。

WWF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策略。在中国，WWF更多的是和各方合作，来开展工作，在其他国家可能就NGO工作人员直接去做，而在中国，WWF和社区，公众，企业，研究人员，学术界，大学教授都有很多的合作。

James P. Leape认为，中国人力资源非常丰富，有很大一批专家，中国政府实力也非常强。通过专家、政府和一些企业合作来实现目标，通过他们的活动，把国际上一些先进的理念引进中国，本土化，这样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