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视窗

曾光：流感最危险时刻远未到来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发表日期 22/05/2009 更新日期 22/05/2009 15:59 TU

5月21日，上海浦东，约300多家企业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其中半数是跨国企业，包括IBM中国，联合利华，还有一些是国有大型企业，话题是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曾光说。“最危险的时刻远未到来，过去流感大爆发的经验告诉我们，第二波的死亡率会大大高于第一波，我们要警惕9月份的疫情。”

他曾参与和领导2003年非典疫情的防控，在他看来，即使香港改变严格的防控隔离措施，而选择居家观察为主，中国内地也不会放弃“灭火毯”式的围堵政策。他认为，“中国的法律和伦理允许政府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如果围堵具有有效性，必要性，适当性，和对被围堵者伤害降低到最小范围，是可以使用的。”

之前，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发表了“给留学生的一封信”，称欢迎他们回国探亲，并且有能力保障他们的健康和安全。曾光说，几天前，卫生部，外交部和教育部的领导坐在一起讨论过此事，认为除了留学生群体有可能成为传染源以外，跨国机构的员工和老板也有可能带入病毒，以及旅游者。

隔离措施的伦理和法律两难

     

曾光说，美国和日本疫情的爆发，证明世界甲型H1N1流感的趋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最严重的时刻远未到来，因为最本质的标准，病死率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他也强调，目前，除墨西哥以外，仅有拉美11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内地，印度等报告了确诊病例，这是极不正常的，很可能大量的病例，因为该国检测手段的不完备而被低估。

他认为，，疫情高发国家应该把住国门，而不是仅仅依靠疫情低发国的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这次疫情流行传播率跟过去的大流感并没有显著的差别，有差别的只是人类控制的结果。”

他透露说，美国近期可能将疫情防控转为常规性监测，不再对每一个病例进行确诊，这说明，美国已经意识到目前确诊的病例只是全美冰山的一角，已经放弃了耗时耗力的单独病例确诊。他说，“如果病例特别多时，感染人数的多少已经不是重点，但不确诊每一个病例，并不影响美国的疾病监测和治疗。”

曾教授解释说，美国这样做是有底气的，美国有3亿人口，全美目前有8500万人份的达菲储备，美国的疫苗生产能力世界第一，短期内，可以储备1亿份的疫苗。但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储备的达菲的总量仅为120万粒左右。

而美国法律规定，对确诊病例也只能采取最多3日的强制隔离，再增加天数，需要法院批准，而对密切接触者按照法律，没有权力隔离。

此外，近日，香港也不再对密切接触者集中医学观察，改为家庭服药，居家观察，司法监督。对此，曾光说，香港已经感到筛查和管理输入性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难度太大，也参考了美国的做法。

 “引入司法监督，是香港公共卫生的一个创新，我们希望它能成功”，但曾光也担忧，如果香港模式失败，会有政府官员被追究责任。

“中国内地，暂时不会采取香港的做法，我们的国情只能做群防群治和灭火毯的围堵措施，多坚持一天都是胜利，早期预防一例，等于后期预防千例，万例。”曾光说，“中国的法律和伦理允许政府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如果围堵具有有效性，必要性，适当性，和对被围堵者伤害降低到最小范围，是可以使用的。”

 “公共卫生决策的原则，要依靠科学，还要有政治和人道的考虑，考虑到各种可能性的大小，基于应对最坏的可能性准备。一块短板的疏忽就可能出大问题，而中国现在的短板太多了，一旦出现大规模爆发，人类是招架不住的。”曾光说。

 疫苗和快速检测还不可靠

黄建始，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他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卫生局任流行病学专家，2003年，应科技部和卫生部邀请回国参与非典防控。

 “在中国，强调疫苗是不合适的。”在演讲中，黄建始说，在他看来，疫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什么媒体不应该过度强调疫苗，因为这是个崭新的病，运气好的话4到6个月能生产出疫苗，但是有效吗？安全吗？

他透露，1976年，美国出现猪流感的时候，曾经花1亿多美金研制和生产了疫苗，给4000万人接种，结果500多人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发展成为桂兰-巴尔综合症（Guillain-Barre syndrome），25人死亡。

即使运气好，4到6个月生产出疫苗，这个病又传播变异得很快，控制得不好的话，一个月内就会传遍整个国家，现在27天，已经有10000多例了，根本来不及。

而疫苗即使安全有效，也不能让全世界人都享有。加拿大负责疫苗事务的人告诉     黄建始，即使加拿大开始生产疫苗，也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生产出足够加拿大人使用的疫苗（2000多万份），中国的能力不见得高于加拿大。

如果这个病不重的话，不需要打疫苗，如果重的话，都需要打疫苗，那到底是给谁打，不给谁打?这会引起很大的社会混乱，因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还有一个忧虑，中国的基层卫生条件参差不齐，新疆南部和田最多能储存1万支，运疫苗有一定的温度，从北京到那里，这么远的距离，用什么来保持温度。

最大的问题是病毒是多变的，做出来就变了，怎么跟得上？

此外，黄教授认为，也不能过于相信达菲，达菲是有效药，不是特效药，在48小时内能抑制病毒，减轻症状和帮助恢复，但身体好的抵抗力好的人可能压根不需要这个药，但是抵抗力差的人即使有这个药也不一定能挽救生命。而中国至少有2亿抵抗力低下人群，如果产生耐药性，后果不堪设想。而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中药能治疗此病。

对普通季节性流感，达菲已经出现了抗药性，假如达菲滥用过度，甲型H1N1病毒的多变性表明，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耐药性。中国的抗生素滥用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黄教授也认为，目前媒体报道快速诊断试剂并不完全可靠。

他说，按照正常程序，在美国，甲型H1N1确诊需要3到6天时间，其中洛杉矶为3天，美国联邦疾控中心是6天。目前美国和中国的试剂方法学和检测引物均没有太多区别，他对国内报道的几小时即可确诊的快速试剂只能表示“不予置评。

 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是最好的“疫苗”

在没有有效的疫苗和药物之前，健康教育和健康自我管理是最好的“疫苗”。黄说。

黄同意曾光的看法，历史上流感大流行的经验表明，第二波死亡率会大大高于第一波，因而9月份有可能会遇到第二波疫情。

世卫组织极其重视墨西哥的原因是因为墨西哥的高病死率，该国的检测系统不敏感，老百姓就诊意识差，不能找到合适医院就诊，而且墨西哥阿司匹林早期滥用也导致病死率高。

现在因为墨西哥政府重视此事，有定点医院可以收治，病死率有所下降，但病死率本来就是呈动态变化，早中晚都不一样，所以现在对此下结论还很早，真正算总帐必须到流行病学调查到一定阶段。

他说，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了墨西哥的病例，发现墨西哥一个地区有三分之一的病例没有发热症状，单纯依靠体温检测也是不能实现完全预防的。

从美国死亡的6个病例来看，基本上与慢性病有很大关系。他说，美国病例16%是学生，18%是从墨西哥回来的，大部分是非输入性病例，而且大部分人临床表现是腹泻和呕吐。

而“非输入案例”则指不知道谁带进来，突然成批出现，不知道有多少密切接触，因而防控难度成倍增加。

“现在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包括排毒时间，传染期都还不确定。”曾光说。此外，日本的爆发也意味着，所谓亚洲人种具有流感抗体的优势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