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华人

陈奉孝谈林希翎

作者  肖曼

发表日期 25/09/2009 更新日期 25/09/2009  09:26 TU

林希翎女士
ＲＦＩ

中国最后一个未获改正的大右派林希翎女士于法国当地时间9月21日上午9点半左右在巴黎圣.凯米勒医院（Hospital Saint Camille）逝世，终年74岁。林希翎女士是中国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六大右派中唯一的大学生。

林希翎本名程海果。一九三五年生于浙江温岭。一九四九年参军，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因参与1957年的鸣放，被打成右派。在随之而来的狂风暴雨般的批判中，林希翎拒绝低头，被定成“极右份子”，被判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三年出狱，被安置到浙江省劳动。一九七九年开始，大多数右派逐步获得“改正”，但林希翎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任炳等人成为为数极少的“不予改正”的右派。一九八五年，林希翎一家获准出国探望在法国病危的父亲来法国定居。晚年的林希翎女士十分关注中国的民主进程和人权状况。

陈奉孝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被打成右派判刑多年，他非常了解林希翎在57年“反右运动”中情况。在林希翎女士去世后，陈奉孝先生写了悼念林希翎女士的文章《长眠异国他乡的英灵 》。在今天的《巴黎华人》节目中，我们采访已经退休在山东的陈奉孝先生。对于林希翎的右派问题为什么不能得到改正？中国政府为什么对于发动57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不能完全认错？陈奉孝先生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请听《巴黎华人》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面是陈奉孝先生发表在《观察》网站上的纪念林希翎女士的文章《长眠异国他乡的英灵 》全文：

《长眠异国他乡的英灵 》  陈奉孝

惊悉林希翎病逝于巴黎，猛然间我感到一阵锥心之痛。在当年那场整风反右运动之前，我已知道林希翎这个名字，因为五六年她曾任《中国青年报》实习记者，发表过不少采访报导的文章，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大学生之间有很大的影响。可我与她的相识却是在反右运动时期。林希翎来北大共有三次。北大学子发动的“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在整风期间向共产党提意见在全国各大学中是起了急先锋的作用的。在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中，物理系的刘奇弟同学贴出了一张最大胆，最使人震惊的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要求给胡风平反昭雪。林希翎第一次来北大是北大中文系她原在新四军的战友刘秉彝约来的。她这次来的目的，除了看北大的大字报外，主要的就是与刘奇弟交谈对胡风问题的看法，因为她也认为根据报纸上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根本不应该将胡风打成反革命。她那时正在读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

林希翎第二次来北大是北大中文系的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同学邀请她来的，因为北大团委、北大学生会和“百花学社”在三角地联合举办了一次辩论会，王国乡等同学邀请她来参加。在会上她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她谈的是“党大还是法大”（即权大还是法大），她认为应该是法大，共产党应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事。第二个问题她谈的是中国现在实行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第三个问题她谈的是胡风问题，她说“从目前公布的三批材料来看，下结论说胡风是反革命为时尚早，检察院至今没有公布侦察结果，这就说明了问题”。她还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看来已经过时”。台下马上有许多人高喊：“不要煽动！胡风问题的性质是毛主席定的”！林希翎接着说：“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台下又有许多人高喊：“不要听林希翎造谣煽动！林希翎滚回人大去”！会场秩序大乱，会开不下去了。

林下台后许多同学挤上去让她签名留念，也有人对她进行漫骂。这时团委书记石幼姗将她领到十八斋一间学生宿舍休息，并由四个人陪着她。这四个人当中，两名左派是石幼姗和丁尔纲，两名右派是杨 路 和我。我还向石幼姗提出应当改选学生会，我当时的情绪非常激动。快到夜里十二点了，由八个同学护送林希翎回人大。送她的人也是四个左派，四个右派。四个右派是谭天荣、张锡锟、杨路和我，四个左派有丁尔纲，另外三人不记得了。

第二天我与化学系的李燕生同学到人大去找她，向她索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为之前北大数学系的年轻助教任大熊、陶懋启和我已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翻译过这个报告，因为我们都不是专门学外语的，怕翻译有误，想核对一下），并邀请她再次参加北大的辩论会。这是我与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她第三次来北大主要是根据胡风上书中央的“三十万言书”，谈的是我国文艺界的左倾教条主义问题。详细内容记不清了。

在那个时代，林希翎提出的三个问题“党（法）大还是法大”、“胡风不是反革命”、“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在中国可说是振聋发聩的。林希翎作为一个青年学子第一个公开提出了这样三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现在都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她不仅思想超前，其政治观察力之敏锐也是惊人的，因此她成了当年右派学子的一面旗帜。

我跟她的第二次接触是在反右后期了，那时北京各大学中的学生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已被监视起来了，我是在一个晚上偷偷溜出北大去看她的。人大那时刚建校不久，还没有围墙，周围用铁丝网围着。我是从离校门较远的地方躜进去的，因为我知道她肯定也被监视起来了，我如果走大门去见她，不但不可能见到她，我一定也会被人大的校卫队扣住。她单独一人住在一间学生宿舍里。我一进门看到她，个子不高，穿一件退了色的旧军女列宁服（那时部队的女战士都穿这样的衣服），扎着两个小辫子，一双布带鞋，两只大眼睛满精神的。但她的床头上却贴着一首“红楼梦”里林黛玉的柳絮词：“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是一首很凄惋伤感的词。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林黛玉的这首“柳絮词”是用来抒发自己伤感的身世的。在这之前，因为我看过她发表过的文章，又听过她的演讲，在我的想象中，她应该是一个锋芒毕露、大胆泼辣、有棱有角、桀骜不驯的女斗士的形象。她怎么把林黛玉的这首充满伤感的“柳絮词”贴在自己的床头上呢？这似乎与她的性格不协调。于是我们便从这首“柳絮词”谈起，她向我讲了她不幸的少年时代和二十多年坎坷的经历。

不久，我被捕了，关于她后面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五八年在北京草岚子看守所遇到了人大的葛佩琦和人大学生何铁生（他也是林希翎的崇拜者之一），何铁生告诉我，反右期间，林希翎一直被留在人大当“反面教员”。后来大批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有的被逮捕判刑，她却继续被强迫留校当“反面教员”，天天遭到围攻和辱骂，这对人的精神上的折磨是很残酷的，但她绝不低头认错，最后象我一样，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进了北京监狱，此后就再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一九八0 年，我住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专门去人大打听过林希翎的下落。人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一个人告诉我，林希翎现在浙江一家工厂劳动，她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因为当时中央对反右问题定的调子是：“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不过是扩大化了”。既然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当然就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不予改正。因此，大“右派”留下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人炳等五人，大学生中的右派留下了林希翎。因此林希翎逝世前成了唯一一个仍然活在世上的右派活化石。

我第三次根她接触是一九九四年夏天。突然接到林希翎从青岛寄给我的信，要我去青岛见她。我马上去了青岛，见面后她向我谈了她后一段的情况。她五八年进监狱，被判刑十五年，因不认罪受尽折磨，七三年释放。她找我的目的是要我写写她当年去北大讲演的情况，她打算写一本关于反右运动比较全面详尽的书，在一九九七年反右运动四十周年之际发表，于是我便把我仅存的一本《广场》给了她。林希翎那时已经得了严重的哮喘病。我到青岛见她时，曾在鲁迅公园做过一次长谈，在我送她回去的时候，因为要爬很多台阶，我搀着她，每上两三级台阶，她就喘得上不来气，太可怜了。因为她在法国还要靠拿救济金生活，我想在经济上帮助她一下，但我又不是什么大款、大腕的，没有经济实力。她在法国领取的救济金比我在国内的工资还高十几倍，因此当我提出来尽我的力量帮助她一下的时候，她笑笑说：“你在大陆教书，每月的工资不过几百块钱，你怎么帮助我？我在法国虽然靠拿救济金生活，但如果你需要的话，在经济上我帮助你一下倒是可能的”。当然，我也不会要她的帮助。临分别时，她还对我讲，问我想不想到法国去？我说：“现在不行，如果我走了，就要把老婆孩子扔下。我不能这样做。我老婆原是北京的下放青年，比我小十四岁，我们是患难夫妻。当初我们结婚时，她是放弃了回北京的机会，顶着家庭反对的压力跟我结的婚，我绝不能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情来”。她说：“你的决定是对的，做人应当有原则，将来如果有机会，希望你能到法国来看我”。她回法国后不久，她的小儿子因精神病自杀，这对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再加上她的病情日趋严重，她的这本有关反右的书始终也没有写成，这对于研究反右运动史的专家学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前几天收到好几位海内外朋友的来信说林希翎病危，希望我打电话去安慰她一下。我心里也非常焦急，但却毫无办法。因为自从我07 年应《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之邀去过一次香港后（开放杂志的封面上登了我的照片），当局便对我进行了严密的监控。特别是因为我是《零八宪章》最早的签名人之一，受到的监控就更严了。电话被监听，邮箱被监视，国际电话打不出，更不要说出国了。林希翎去世前我不仅连一面都不能见她，连在电话中跟她讲一句话都不可能，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锥心之痛。林希翎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悲痛的一生，但她也是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不屈不挠奋斗的一生。林希翎去了，但历史已用大写的笔，记下你的名字，林大姐，你可以安息了！

二00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夜

陈奉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