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世界

程晓农谈建国六十周年的反思

作者  尼古拉

发表日期 01/10/2009 更新日期 12/10/2009  12:43 TU

六十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天安门主持了开国大典。为此，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在其主编的最新一期《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秋季刊总第106期的开篇文章中，围绕中国建国六十周年这一主题展开反思。就此，本台采访了程晓农先生。

问：最新一期《当代中国研究》就中国建国六十周年这一主题的反思，有些什么内容呢？

程晓农：为了在中国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时候讨论中国六十年来的社会变迁，我们邀请了五位学者分别撰文，分析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他们的认识。第一篇就是我本人写的，叫做《中国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

这篇文章主要谈的是中国国内现在很关心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这个「中国模式」前途到底怎么样？当然这个问题要谈起来的话，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视角。多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于用改革开放以来，这样思维和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大局，好像中国的历史主要是从改革开放起步的。

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被分成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的主题词是革命，后三十年的主题词是发展。如果单看后三十年，当然居功甚伟。但如果把前三十年也合并起来一起看，那就不见得是那么一个看法了。因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也是对外开放的。那么1949年之后，经过三十年天翻地覆的一番大折腾，再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六十年后，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实际上是回到了六十年前的起点。中国“改革”的对象并不是“革命”前的体制，而是“革命”后的体制。被“改革” 的不正是“革命”的成就吗？“改革”的成功恰恰是对“革命”的某种否定。因此，“改革”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补过。如果“改革”是辉煌的，那么“革命”哪来成就可言？如果“革命”不容贬低，那“改革”又何来正当性？邓小平之所以强调“不争论”，其实是因为无法自圆其说。

当然，革命、改革、开放，都不过是手段而已，最终是服务于发展的。如何评价中国60年来的发展，从不同角度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比方说，有一种结论是：国防实力大增，城市建设超过西方国家大城市，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国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还有另外一种结论：比方讲，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贪污腐败蔓延。

到底怎么看中国的发展？其实，发展毕竟只是一个过程，它本身不是目的。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在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家缺乏清晰认知的一个问题。发展的目的是经济高增长吗？当然不是，增长不过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增强国力吗？那是政府的目的，不是国家的目的。如果把国民当作国家的根本，把国民的需要视为国家的终极需要。那国家的发展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真正服务于它的大多数国民。也就是说，国民如何从发展中受益，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优劣正误的唯一标准。当然不能只看占人口很小部分的个别社会群体，而要看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如何受益。

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的果实大部分落入谁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权贵成为主要获益者，还是大多数国民都成为主要获益者，主要还是取决于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进步与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快慢。经济增长率比较高，并不能自动证明发展模式的正当性；只有当经济增长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这样的发展才算是具有正当性的良性发展。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从1953年到2007年，中国54年中GDP年平均增长10.1%。这是很高的增长率。那么来看一下中国最大的的社会群体农民，就是农村居民。从1957年到2007年这五十年间，他们的人均年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3.27%，仅仅是国民经济增长率的三分之一。这样的一种增长意味着什么？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元，人均日消费是8.83元，相当于1.16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关于2005年全球生活贫困线的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衡量，也就是说，中国连续五十多年经济年平均增长10%的情况下，2007年的时候，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日消费支出还处在全球范围的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总体上平均而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到2007年仍然属于在贫困线上下挣扎的贫困人口。

世界上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多半是在非洲等地经济停滞或者战乱的国家，唯独在中国，数亿农村贫困人口与“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并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而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在这过去的短短二十多年中，中国的权贵们在几乎没有任何祖产的情况下突然暴富起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几乎是从零点起步，二十来年就达到了世界上几乎最严重的程度。那么这样一种在社会不公情况下发生的经济增长，最后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自从邓小平讲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中国从来就没有在政策上、概念上真正理清过应该怎么发展，更不允许公开自由的讨论。其实，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社会公正不是一面偶尔拿来点缀“盛世风光”的彩旗，也不是一个用空话充填的宣传口号，它是一个关系到国运的政策目标，也是一个衡量发展模式优劣的标准。发展不能背离社会公正，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为谁发展、让谁获益。所以，中国政府目前提出，用“科学的发展观”去替代“增长挂帅”，其实是文不对题。

长期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对经济构成多大的威胁呢？其结果必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畸形化，影响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因为，权贵们的财富再多，他们的日常消费也无法支撑国民经济，何况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到国外消费。这样，中国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就只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但这又造成外汇储备过大，风险与机会成本过高；一旦出口停滞、国内消费疲软，唯一的经济增长点就只剩下房地产和公共工程了，但房地产的过度炒作势必营造出极为危险的泡沫经济，令银行系统命悬一线；若盲目拉动经济，则通货膨胀会压缩绝大多数国民的消费能力，造成“内需”进一步萎缩。

所以，如果这样来总结所谓的「中国模式」，可以有如下结论：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长期背离社会公正，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最终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这个困境的根源就是长期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而言，一旦经济结构失衡成为定局，是不可能像小国那样，靠外贸来加以调节。因为，中国常年有几亿劳动力只拼命生产却基本上很少消费。结果，中国一方面大量出口，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大量放贷。也就是中国外汇储备存到西方国家，把钱借给西方国家，让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帮助中国解决难题。可惜的是，中国决策当局没有看清楚，除非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都变成像欧盟成员国那样的关系（统一货币、取消关税、自由移民），否则，经济全球化也不能充当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永久“救生船”。中国这种增长模式，其实是一种剥夺本国多数居民、却让外国居民受益的经济增长，这怎么可能持续不衰？所以，中国这种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国民的过度借贷，通俗地说就是西方人越肯花钱，中国借给西方人的钱越多，中国的老百姓越穷，中国的经济才能持续高增长。但是，一旦西方人转向节俭，对中国来说却成了坏消息。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公正的实现或显著改善，往往不是统治精英恩赐的结果，而是社会进步状态下国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民主是通往真正的社会公正的必由之途；排拒民主，则必然导致社会不公的固态化或者社会不公的扩大化。政治高压是无法解决因社会不公而造成的经济发展困境，自然也就无法消除社会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讲，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最终必然把经济问题社会化，社会问题政治化。这样，解决发展难题也就不可能单纯从经济社会领域寻求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