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发表日期 12/02/2010 更新日期 12/02/2010 12:21 TU
明天是除夕,是中国的人春节,预祝听友们虎年幸福,阖家安康,在你们听到这期节目的时,我也从上海回到了福建老家,回家过年。
本期的《上海视窗》向听众们介绍一篇文章,作者是《南方都市报》的女记者李思磐,文章名字叫《恐归族的乡关何处》,发表在近日的《东方早报》评论版上。
在回家过年,和家人长辈团聚的时候说“恐归”,似乎有些煞风景。其实不然,李思磐文章道出了不少人心中的“乡愁”。
文章一开头,李思磐说,也许“恐归”的人中间,有些人的别扭是跟我一样的。
人没回去,家里亲戚邻里都打听明白了,谁坐飞机,谁挤火车,谁开小车,清清楚楚。我有个朋友跟老婆放狠话:今年再不拍板买车,他就没脸从广州回县城过年了。大家见面,长辈们念叨谁谁谁家孩子混得好。
譬如一个朋友刚考进中直机关做公务员,从北京回到市里,回家就是市府专车接送;老家的兄弟升官也快,在镇上传为美谈。
市府干什么,我们平民百姓可以不在乎;可是,除了市府的逻辑,我还真没看见民间有啥独特的价值取向。乡亲们见面,无非攀比谁挣得多,谁住了大房,谁当了科级处级,谁帮老家人在外摆平了多少事。人情往来,在乡土社会很自然,但就看这非逼你衣锦还乡不可的架势,往来之间的品质确实值得怀疑。
有没有挣钱、升职、买房或者结婚,是很个人的事;但一个春节回家,就好像一次阅兵,个人社会资本的综合实力一目了然。你必须接受检阅,就好像年年一次的摸底考试,必须排名——因为这里的人认得你祖宗八代。
当然,这并非老家独有的问题,这是现在中国人社会的主流价值:幸福或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人上之人,有一堆可以拿出来攀比或彰表的业绩。
李思磐说,有位朋友,在美国读了电影学博士。他是真心爱电影的人,各处每一届电影节都要去观摩,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为了电影和自由,这老兄选择了跟在北美的华人群体迥异的生活:租房,自由撰稿,不结婚。
他对体力劳动没什么成见,曼哈顿堵车高峰,人力车载客很赚钱,他也偶尔去踩车练练摊。他出身上海知识分子家庭,这样一来,在北美“混得成功”的姐姐不乐意了,觉得他在为家族丢脸。可他觉得,“我很快乐,跟你的脸有什么关系?”
李思磐说。在华文世界著作非常畅销的一对神秘作家夫妇,另一位同样是文化界的人士,曾颇为怜惜地告诉我这对夫妇在美国的状况:“我看见他们在集市上摆摊。”
每一次回家,跟我每一次在中国内地的采访一样,我越来越深地感觉到,中国还是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在行政体制之外,向上流动的机会非常稀少,是中国沿海与内地、一线城市和县级区域主要差别之一。
不仅仅权力是社会运作的主轴,权力也是人们在私领域最孜孜以求的最高价值。如果不能高人一等,你的生活和所作所为再有丰富的价值和意义,也等于没有价值和意义。于是,所有人都希望当“官”,希望管人,希望手握权柄。
这种价值观,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老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我们老家人认为,在外面的人,只要不是挣大钱的老板,没有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人,一律是“打工的”——这意味着,这是一个临时的、没有多少地位和保障的位置。
我常常想家,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还是小镇上长大的那个少年,不管你走了多远的路、看过多少风景,本质上还是这个地方的人。
都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老家的小镇现在繁荣到超过我去过的很多县城。可我找不到儿时喜欢的一幢老房子、上学经过的一口井、一片莲塘、一座老桥。家乡变得跟很多地方一模一样,设计潦草的现代水泥房取代了地方特色的民居;人们富了,老家的休闲娱乐除了看电视,多是搓麻将和买六合彩,混得阔气的老朋友则是开车进市里,包宾馆房间开赌。
也许,乡愁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李思磐写道,家这个字眼,在人类的词库里有着丰富的涵义,不仅仅是一个地点,更是一种氛围、一套价值体系,一种对人身心的护佑,一种来自彼岸的呼唤。
问题来了:在异乡是“蚁族”,在故乡是“恐归族”,我们这一代人的“家”到底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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