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文摘

应对当前危机应“长短结合”

作者  安娜

发表日期 30/04/2009 更新日期 04/05/2009 09:08 TU

目前这场源于美国而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还在延续，不仅从货币经济向实体经济传递，导致经济衰退，出现大规模失业，同时也传导到发展和转轨中国家，致使危机在地区之间传递。这些影响和传递都是互相的。

最新一期的凤凰周刊刊出张曙光的文章：应对当前危机应“长短结合”，文章说，如果把世界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一部分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那么，这两部分以及整个世界就形成一种高度对称和高度互补的结构。美国是大自由高福利，中国是小自由低福利；美国是低储蓄高消费，中国是高储蓄低消费；美国是过度消费，中国是生产过剩；美国是金融经济强势，中国是实体经济优势。因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这场危机就具有了全球的性质。

目前，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正在来临，美国是危机的中心，西欧受到严重冲击，又从西欧扩散到东欧。很明显，由于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德国和瑞典等欧洲银行大量涉足东欧新兴市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出现危机，对西欧金融机构贷款的违约风险大大增加，这反过来又影响着欧洲。而且今年几个月欧美银行破产数量和企业亏损大量增加，加上美国和欧共体第一轮救市政策没有达到目的，纷纷启动第二轮政策。这一切都证明，这场危机还在继续。

文章作者提出，应更关注体制转型等长期问题。文章认为，目前，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短期保增长上，很少有人关注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等长期问题。短期是要保增长，但更要重视长期调整。中国主要的问题还不是短期问题，由于中国的权力集中体制，加上雄厚的经济底子，政府也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短期内GDP增速保八，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体制和结构的问题不解决，今年的增长保住了，还会不断地陷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往往是矛盾的。危机来了，政府出手救市和稳定经济，也需要加强一些政府管制，但是，加强政府干预和管制，市场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市场机制就会进一步扭曲。美国如此，中国更甚。美国的问题是储蓄率很低，消费率很高，但它短期内还是要刺激消费，很多政策和钱都要投向那里。

启动内需，调整结构亟需改革，但改革是在压力下进行的，目前的情况与上世纪70年代末大不相同。经验证明，形势好的时候不愿意改，形势不好的时候改不了。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文章作者还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启动内需既是保增长的需要，也是长期调整的关键。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大国，首先必须成为内需大国和消费大国，而不仅仅是GDP增长的大国，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谈了很多年，为什么启动不起来，为什么转变不了？

一个是外需下不去，内需起不来。这里的下去和上来，不是指绝对量，而是指相对比例。事实上，既然外需强劲，资源都流向了出口部门和可贸易品的生产，怎么能流到内需和非贸易品上来呢？所以，外需过旺和收入过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了出口，把资源都投入到可贸易品上，给外国以贸易补贴，必然会压挤国内收入和消费水平。现在，外需减少一点，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而我们现在的短期政策千方百计地要保外需，振兴规划里很多措施都是这样，包括提高出口退税，有人主张汇率贬值来保出口。这个政策思路是有问题的，因为外需的减少，是市场的减少，是没有需求，而不是价格问题。提高出口退税影响的是利润，汇率贬值影响成本，都是作用于价格。现在的实际是没有市场，是有价无市。这种政策只是从其他国家抢来一些出口份额，既然你可以抢，别人同样也可以抢。历史证明，关税的相互施加不是好办法，会陷入囚徒困境。出口下降必然有企业倒闭，有一部分工人失业，这是应当付出的代价，不付代价就调整不了，需要从其他方面找出路。

另外一个原因是投资拉动，消费不足。近几年消费率已降到50%以下（一般都在60%以上，发达国家超过了70%），而政府的储蓄和企业的储蓄从本世纪以来不断提高，已经超过住户部门的储蓄，造成了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豪华办公大楼等。现在应对危机，扩大政府支出，这是必要的，但4万亿、21万亿绝大部分用于增加投资，结果会造成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不仅如此，现在扩大投资，上的都是大项目，这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对政府来说，这类办法很好操作，但投资结构失衡，产业调整不过来，服务业增长很慢。现有的产业振兴规划对服务业发展就重视不够。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的城市化是半拉子城市化。进城人口一两亿，城市人口的比例超过了45%，但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小规模人口迁徙，扭曲了城市化的进程，进城的农民工没有长期打算，他们人进城了，但思想观念、消费习惯全是农村的，那么内需怎么启动始终是个问题。家电下乡可以做，但最根本的还是推进城市化，减少农民数量，启动进城人口的需求，如果他们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变了，就会创造出大量的消费需求。城市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户籍问题，它涉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上海最近的户籍新政并不是中国当前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它只是锦上添花，现在需要的是雪中送炭。现在城市政府的城市化政策是，只要农村的资源和要素，包括农村的资金、农村的劳动力、农民的土地，而不要农村的人。进城的农民工不是城里人，他们的妻子儿女还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夫妻两地分居，城市的很多安排并不考虑他们。这个政策要改，要尽快改，否则，后患无穷，不仅会危及经济发展，而且会危及社会稳定。

最后，作者指出，要着重改变歧视性制度。应该着重改变现有一系列歧视性制度安排，这既是提高短期政策效能的基础，也是解决长期问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