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文摘

“龙”“象”对比论谈民主

作者  安娜

发表日期 07/09/2009 更新日期 07/09/2009  10:43 TU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周末文摘。香港的《动向》杂志刊出程映虹 的一篇文章：

“龙”“象”对比论民主 ，提出，专制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面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美国亚洲研究界发行量最大的学术刊物《亚洲研究》今年第二期在新开闢的专栏「新闻背景」中发表了一篇《印度与中国：治理问题与发展》的文章，作者叫巴汉，是加州伯克莱大学经济系的印裔教授，是国际发展经济学专家。对于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巴汉认为很多人从中印对比引出的那个陈旧的神话──即专制或威权政体比民主制度在发展经济上更有效，如亚洲的四小龙之类──是站不住的。在经济发展上，专制政体既不是必需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说它不是必需条件，只要看一看多数工业化国家和一些新的发展势头很好的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博茨瓦纳和印度（印度经济发展还是快的，只是不如中国罢了）都是民主国家就说明问题了。说它不是充分条件，只要看一看世界上（尤其是非洲）那些独裁制度给国计民生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就清楚了。巴汉说，即使我们从纯粹工具性的角度来看民主，不附加任何「价值」，那麽民主首先能避免经济上的重大灾难（即由于政治权力的滥用而引起的灾难），其次民主具有更有效的医治社会创伤的功能。总起来说，民主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稳定的政治环境。

在这个大前提下，巴汉比较了两国在治理问题上的优劣。他说印度的民主制度总的来说在控制社会衝突方面比中国要有效，因为它给社会矛盾提供了安全阀。印度对异议的宽容和中国的严厉压制形成鲜明对照。印度不存在政府对言论和信息的控制，像萨斯瘟疫和毒奶粉事件那样由于缺乏通畅的信息渠道而发生的社会公共卫生危机不会在印度出现。此外，印度的司法处理比中国要宽鬆，例如中国平均一个星期内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人数要超过印度自一九四八年建国以来全部的死刑案例，这也显示了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

那么，印度有民主为何发展比中国慢？

但巴汉对实行民主的印度为什麽在经济发展上比专制的中国慢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和批评。他说民主在印度确实了延缓经济发展。例如，政治家多半会为了选票和任期的原因而迴避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这些项目都是长期投资。又如，民主制度不允许中央领导人拿一块地方作经济特区这样的「试验」，也难以作其他类似的政策「试验」，除了宪法和法律上的限制，各种地方和利益集团会起而反对，领导人本身也要考虑政治成本（选票）。再如，民主制度本身就有决策相对缓慢这个特点，而这个特点到了印度则变成了弊端。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在决策过程中，主要的讨论是在议会中发生的，社会的反应和意见会集中到议会裡来。而在印度，讨论和争论常常变成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街头较量，这样更拉长了决策过程，使国家不能对迅速变化的市场作出及时的反应。而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存在。中国的制度不但决策迅速，中央领导人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了经济特区和实验性政策的奇蹟，而且地方领导人对「政绩」的追求也使得他们把基础设施看成是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但问题是，巴汉说，在印度作决定虽然麻烦多时间长，但行政当局也因此而没有合法性的担忧。而中国是相反，行政当局虽然作决定容易，但也带来了合法性的后遗症。

巴汉还指出了印度民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选票上举足轻重的贫穷的选民并没有把民主作为惩罚那些对贫穷、疾病和文盲长期拿不出有效解决办法的政治家的制度。他们对维持现状更敏感，也就是说他们对政治家没有改善和发展经济的强大压力，只求他们不要让经济状况变得更坏，因此他们对增长的关注远远低于对通胀的警惕。对于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这个脱节，巴汉认为有可能是印度贫穷的选民把贫穷看成是一个由很多因素造成的複杂的问题。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并不是最关键的：政府不是造成贫穷的因素，也难以改变贫穷。他们更在乎的是政治家对自己族群的态度，民主满足了他们这个要求。巴汉说「如果一个族群在一个政治家的演说中察觉出一点对他们的不敬，他们作出的反应远比对这个政治家长期没有解决这个族群儿童的营养不良更强烈。」同样地，一个族群有没有人在政府机构裡工作（即民主制度下的平等和代表性）也受到比这个族群生活的改善更多的注意。

那么，印度有民主，为何腐败盛行？

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关印度民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腐败。民主既然是对权力的制约，那麽它的一个基本作用就应该是对腐败的抑制，凡是民主相对成熟的国家腐败都不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主张中国民主的人多数相信中国实行了民主，腐败问题就会有从根源上解决的条件。但印度的腐败也非常严重，这又是为什麽呢？

巴汉对比了中印腐败的不同点。第一，中国的官僚制度权力划分明确，因此只要行贿对路，事就能办成；而印度政出多门，所以常常花了钱还是办不成事。第二，由于「发展」是中国各级地方当局的主要政绩，由此决定升迁，所以中国地方官员在受贿的同时也不会完全无视经济效果。第三，印度腐败的一个原因是为选举筹措资金，这个因素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至于为什麽民主与腐败并存，巴汉似乎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强调了民主发展过程中参与和程序这两个过程的矛盾。所谓参与就是政府权力部门对社会弱势集团的开放；所谓程序就是在精英掌权的长期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规则。他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和社会改革使得大量原来属于社会低等种性和阶层的人进入权力部门，他们是一上台就捞，有的甚至公开说过去那麽些年，高等种性已经捞够了，现在总算轮到老子了。在有些地方，低等种性出身的官员滥用国家的钱不但不被谴责，反而被他那个族群或群体的成员视为荣耀。这种情况已经形成了一种「免于惩罚的文化」，使得民主具有的反腐败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失灵。但是，巴汉认为印度反腐败的途径还是要比中国要制度化，例如最近在公民权利运动的推动下议会通过的《资讯权利法案》就是一个例证。此外，印度媒体和独立的公民组织对腐败的揭露也享有充分自由。最后，如果一个贪腐案件太引人注目，印度的制衡体系和司法部门最终会介入并不受政府部门的干预。

巴汉的观点对我们应该有一定的启发。如果说专制既不是发展经济的必需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那麽反过来是不是可以说民主虽然不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但却是充份条件，就是说从长远稳定发展的角度，民主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民主也并不意味著腐败的自动消失，它的反腐功能有赖于社会其他条件的配合。但没有民主，腐败的制度性存在就是必然的。总之，民主只是健康完善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主要部份，而不是其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