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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兰默先生谈中欧社会论坛的构想与意义

作者  瑞迪

发表日期 07/12/2009 更新日期 07/12/2009  10:18 TU

法兰西研究院道德与政治科学院荣誉终身秘书长让·克鲁泽尔(右)和中欧社会论坛主席皮埃尔·卡莱默2009年十一月三十日在颁奖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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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研究院道德与政治科学院近日将2009年博内夫斯基金奖社会学奖项颁发给中欧社会论坛，以表彰论坛活动在推动公民社会间交流中的努力。

中欧社会论坛2005年创立，试图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外交框架，和新兴的经济至上的模式，在中欧公民社会之间构建一座桥梁，推动双方在不同领域、不同主题的全方位交流与对话，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今世界，为相互依赖日益加强的关系构建更为持久的基础。

论坛主席卡兰默11月30日在法兰西研究院的颁奖仪式之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欧之间各种主题的交流对话活动数不胜数。中欧社会论坛有别于其他交流对话活动的特点是什么？

卡兰默：我想，中欧社会论坛的特点在于它对社会与社会的对话的整体性眼光。中欧之间的确有很多交流活动，但这些交流活动往往局限于某一行业，很专业，可以是城市与省之间的地方政府层面的交流，可以是高校间的交流，也可以是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不久，法国勒阿弗尔市将会有一个名称相近的商业论坛，目的是疏导中欧商界的接触，可能的话，推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但是，我们感觉，光有种类繁多的交流还不够，因为它们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社会间对话的必要性，不能反映出需要共处的事实。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就好像是要共用同一间厨房、同一个卫生间的房客。

企业之间、大学之间、城市之间那种即时的合作伙伴关系即使中断，也无碍于全局。但是，当今世界已经不能无视彼此间的相互依赖。要想让这种相互依赖面向和平，面向一个积极的未来，就必须走出防范逻辑，走出彼此间的不了解，走出简单的逻辑，走出不愉快。对于曾经经历了很多曲折的中欧关系来说，这一点就更为重要。我们可以从那些代表着中国未来精英的年轻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这一点。他们想显示现在该是中国称强逞能了。以前那些因为要向欧洲学习现代文化而压抑了的失望于是沉渣泛起，这种态度的转变非常明显。短短几年内，中国恢复了自信，恢复了强大，然而，它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共同分享的世界—要共同分享地球，分享稀有资源，分享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的责任。但我们目前还远没有能力在彼此互信的基础上共同分享。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正面对一个人类新世纪。因为，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我们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各回各自家门。和我一起负责中欧社会论坛的余硕教授说，这是现代史上中欧之间的第三次相遇。第一次是利马窦时代，第二次是鸦片战争，虽然发生了不少惨剧，但仍然很丰富，彼此都对对方有新发现。当然，双方的关系依然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这两次交锋中，双方都在回合之后，各回各家；但是，如今，这种各自家门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

要在这种背景下，建立新的关系，就需要有新的方式。对话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语言。欧洲需要突出其内部的多元。欧洲也是在这种论坛的框架下，意识到了欧洲建设的新变化。欧洲虽然有像欧盟委员会这样的机制，虽然有布鲁塞尔频繁举行的各种会议，但是，横跨欧洲的关系网络其实很少。这使得欧洲经过多年的建设之后，依然难以形成一个活跃的共同体。机制的建设总是超越了欧洲公民认同建设。

中欧社会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年会，数十场讨论活动在各地展开，中欧学者数百人参加，主题多种多样。但是，这种交流是否真能畅所欲言？在主题选择和讨论发言中，无论欧洲学者，还是中国学者，是否同样面对某种自律？

卡兰默：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由于彼此语言表达能力的不同，面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感受不同，任何对话其实都是很困难的。中欧社会论坛上，说大话、空话的并不总是中国人。社会间的对话和个体间的对话一样，需要建立互信。以2007年的论坛年会为例，我们在选择讨论会主题时，并没有面对自律的问题，但是，一些主题的讨论本身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关于居民、农民工问题的讨论，很难想象中国政府会邀请没有城市户口、更不要说护照的农民工来与欧洲同行一起讨论。来参加论坛活动的是一些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大学教授。这些困难很重要，也很正常，需要借助彼此间的信任去克服。我想，任何对话开始时都担心对方的反应，担心不知道如何表达。而在这种国际性交流中，中国人往往希望描绘一个美好的中国，这一点在欧洲方面虽然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欧洲人也希望描绘一个美好的欧洲。对于欧洲人来说，谈论过去的失败不是件容易事，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但是，论坛无论大小都需要放开讲话，方式方法因此很重要。2007年的论坛活动前，不少欧洲与会者都有些顾虑，因为他们此前都经历过不愉快的交流活动，比如中方与会者往往更关心的是观光，而不是敞开心怀的交流，等等。但结果是，几乎所有讨论活动都给人以意外的惊喜，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参加讨论的欲望。

中国政府如何看待中欧社会论坛？论坛的主题选择和讨论交流过程中是否有政治的介入与干预？

卡兰默：我想，中国政府和我们一样，非常认同合作的绝对必要性。全面对话是论坛诞生的基础。中国政府知道这种关系其实非常脆弱，其中的不愉快和担心可能迅速向政治层面扩展。从奥运火炬传递风波中不难看出，在一件小小的事件上的不理解可以演化成国家大事。事关国家政府都曾想利用公众舆论，但最终又都对公众舆论失去了控制。我想，中国政府其实非常清醒，知道其重新获得的强大的表象之下，掩盖着不少脆弱之处。他们知道他们不能独自建立世界，知道中美共治的说法不仅有名无实，而且对于中国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所以，中国对这种公民社会对话的必要性是有清醒认识的。我听到的消息都显示中国承认这种论坛十分重要。

但是，承认论坛重要并不意味着不担心论坛有风险。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欧洲，都是如此。尤其对于一个习惯于控制、监督任何社会间的往来的政府来说，这种完全在其控制之外的交流当然潜藏着危险。此外还有些障碍并不来自政治，而是来自官僚机构。这些困难在欧洲国家也会有。中欧社会论坛之所以能够诞生，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受这种约束的基础，行动不受限制，主题也不受限制。倘若当初我们局限于一种高校间的交流，那我们就会被各自的学术领域，和彼此间的权力游戏等束缚手脚。那么，我们的论坛就连设想都是不可能的。中欧社会论坛涉及领域如此广泛，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欧洲国家政府，都没有可以统领论坛活动的部门。

所以，当然有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也会在欧洲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欧洲媒体对论坛活动的态度冷漠，就好像欧洲人还没有明白他们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很多东西。欧洲媒体对舆论感兴趣的话题自以为是的筛选其实也并不比政治审查更少。

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年会活动将于2010年7月在中国举行。届时，中欧学者将在近百个论坛分会活动中，再次对话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