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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布尼克: 89年东欧与中国何以选择不同道路？

作者瑞迪

发表日期 19/12/2009 更新日期 28/12/2009 14:09 TU

1989年中国与东欧国家的民主运动走向了不同的结局，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二十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国际舞台迅速崛起；而东欧则在民主尝试的曲折中，谋求经济的发展。中国媒体众口一词盛赞经济发展成就；东欧舆论则反思这二十年道路的成功与失败。如何看待东欧各国这二十年走过的道路？如何理解东欧国家民众对现实表现出的失望与不满？我们采访了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东欧问题专家鲁布尼克先生。

亚克-鲁布尼克是专门从事中、东欧问题的法国政治学学者。1950年出生于布拉格。八十年代起在法国精英学府―巴黎政治学院任教。1996年起，任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项目负责人。他同时也是总部设在布鲁日（比利时）的欧洲研究院的客座教授和 « Transeuropéennes »季刊的负责人之一。

1990年到1992年间，他曾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的顾问。

问：东欧剧变二十年，各方舆论都在总结这二十年间东欧各国走过的道路。庆祝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东欧民众对当今现状怀有某种失望。能不能将这种失望归结于一种对过去的怀念？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失望？

答：相对于二十年前的一些过高的期望，可能的确有某种失望，但是，这其中没有任何想重回过去的愿望。必须区别看待这种失望的情感。因为任何重大的，彻底的变化都会伴随着这种情感，特别是在社会动员如此广泛，对未来有如此多的期待的情况下。当时，人们盼望着一下子就能赶上西欧国家的经济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但不是对所有人，也不是以同一种方式。所以，他们并没有任何想重回过去的愿望，但面对民主现实他们感到某种困惑。

另一方面，1993年到2008年这15年间，这些东欧国家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增长是西欧国家的两倍。但是，经济危机来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因此，在面对民主变革的困惑之外，他们发现他们曾经向往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陷入危机，这是他们此前没有想到的。

问：您刚才提到这些东欧国家民众对民主体制有些失望。一些调查也显示，这些国家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对民主体制有信心。怎么解释这些刚刚体验到民主体制的民众会对现实中的民主如此失望？

答：我想，这其中有好几种原因。其一，是在最近十、或十五年间，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无论是哪一派精英）大体继续了同一种政策。也就是说，政府换了，但是，政策没变。他们继续面向必要的改革，面向加入欧盟的目标，努力达到入盟标准等等。民众面对这种局面因此有些厌倦，感觉政治本身已经失去了主体内涵。第二个原因是贪污腐败。这些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切为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体制，转向了经济的全面私有化。这就使那些当权者或者接近权力的人可以通过不透明的手段，独揽利益，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原来的共产党机器摇身一变，转型投入私有化。这也是民众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中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人们以怀疑的目光看待权力阶层和政治，对严重的贪污腐败表现出一种鄙夷和愤怒。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些国家的社会从未经历过如此多的个人自由。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没有人想倒退到从前。表达的自由，旅行的自由，消费的自由，创业的自由，等等，等等，这些自由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缺少的是影响公共事务、影响政策、影响集体决策的能力。一句话，他们有广泛的个人自由，但影响集体决策的能力有限。

问：在缺少影响集体决策能力背后，是否也有对民主建设缺少认识的问题？民主需要建设，不会因为共产党政权垮台而自动建立起来。

答：对。这当然也是一个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开始时，很多人认为民主就是选举。的确，开始自由选举的时候，选民投票率有时非常高，达到百分之八十、九十。但是，民主并不仅仅是选举，同时也是社会有监督掌权者的可能性。不只是每四年一次在选举的时候来参加投票，同时也是有可能定期地、经常地参与公共讨论、公共决策，有能力影响公共决策。这也正是这些东欧国家民主体制的最大弱点：公民社会力量不足，又缺乏组织。三权分立的机制难以建立。而执行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间各自独立恰恰是民主体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司法独立，这种独立在这些国家还难以建立起来，传统陋习仍然在继续。

我们常常以孟德斯鸠的学说为依据谈三权分立。其实，还有两项权力的独立对民主体制十分重要。一是安全机器，也就是军队和警察；二是媒体。东欧国家如今面对的民主困难往往或者与从旧政权沿袭而来的安全体系继续运作有关，或者与媒体不能成为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有关，这些媒体往往继续是权力的附庸。但是，我这里描绘的是一个整体的情形，审视各国的不同形势也很重要。

问：从您的介绍来看，是不是可以说，共产党政权虽然在这些国家垮台，但是共产党时代的思维方式还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在各国继续？

答：这是肯定的。历史的痕迹不会很快抹消。共产主义在苏联持续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在东欧存在了四十年。这当然会留下痕迹。但不同国家，程度会有所不同。这种痕迹可以存在于组织中，因为原来的政党机器和安全体系的网络投入资本经济后继续运作；这种痕迹也可以残留在人的思维、习惯、或者政治文化中。过去的那一套习惯，如与政权、与权力的关系，等等都在继续。语言变了，但是内容经常同过去十分相似。

问：二十年前，东欧共产党政权连续垮台的同一年，中国天安门广场由学生发起的大规模争民主运动被镇压于血泊之中。如何理解这些东欧国家领导人面对政权被颠覆的危机而没有仿效中国的选择？

答：中国的发生的一切与东欧国家完全不同恰恰证明当时并不是只有一种选择。中欧国家的一些政治机器和安全机器可能都想到过使用中国六四方式。决定这些国家另作选择的因素是戈尔巴乔夫，是莫斯科。东欧国家前几次谋求变革的努力都是以苏联的反对而夭折。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1981年的波兰团结工会的诞生等等，这些尝试都因为莫斯科的干预而失败。但是，1989年的最大不同正在于戈尔巴乔夫。他告诉东欧国家的改革派，莫斯科不会反对。不仅不会口头上反对，更不会军事干预。要知道，当时，苏联在东德有40万军队驻守，在整个东欧地区，苏联驻军人数多达一百万。他们完全可以采取行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些共产党政权在明白苏联不会来帮忙之后，他们就只有谈判这一条路。谈判完成过渡因此成为可能。这是1989年的奇迹所在。但是，这个奇迹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那些游行者和反对派人士没有选择暴力抗争；另一方面，在位政权接受了不使用武力的选择。但政权之所以没有使用武力，主要是因为没有莫斯科的支持，戈尔巴乔夫排除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天安门学生运动开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其实正好去北京。我想中国在他的决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北京的情形让他面对了是否应当使用武力的选择。6月4日，北京学生被镇压的同一天，波兰进行首次自由选举。也就是说，同一天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戈尔巴乔夫是东欧政权不选择武力方式的关键人物。我想，中国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做为东欧苏维埃阵营的领头人，中国的经验迫使他思考他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像中国政府一样使用武力呢？还是参照过去武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经验？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1981年的波兰，每一次使用武力都只是延迟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这是戈尔巴乔夫的选择。

当然，二十年后，如何看待这项选择产生的后果，观点有所不同。东欧国家当然很高兴，因为可以说他们没有使用武力就获得了解放；但是，今天的俄罗斯民族情绪上升，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十分尖刻。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使俄罗斯失去了大国地位，促使了苏联的解体。他们指责戈尔巴乔夫使俄罗斯处境困难，陷入危机，失去了他在国际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而与此同时，中国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选择民主改革，只专注经济改革，通过经济成就获得大国地位。这是1989年的两种选择。东欧国家选择了政治改革先行，希望政治改革能够带动经济上和其他层面的变化；而中国则选择了继续抓住政权，但引入市场经济。1989年6月4日，无论对东欧国家，还是对于中国，都是一个转折。双方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以不同方式走出了旧体制。要知道，此后的中国也变了，也不再是以前的体制，但中国选择了以经济改革的方式走出旧体制。

问：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搁置了政治改革议题，集中发展经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世界眩目，中国也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大国。而东欧国家则往往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性。一些媒体因此也提出中国经济先行的模式好于东欧国家先政治后经济的模式。您怎样看？

答：首先，东欧形势不能统而论之。这二十年的成与败在华沙、在布加勒斯特、在布拉格与在其他地方明显不同。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发展，建立了民主政体，他们如今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组织的成员。一位波兰学者最近在布拉格的一次东欧形势研讨会上总结说，波兰的今天不只是最近三十年，而且是最近三个世纪最好的时期。也就是说，这些中欧国家的成果完全是成功的。

但是，在巴尔干地区情况则不同。南斯拉夫发生了战争，南联盟解体。民族主义走向暴力，边界重新划定，民族问题突出，等等，他们利用民族主义走出共产主义，其结果当然不同。波斯尼亚面对的是一场人类悲剧。此后则是很长时间的恢复期。

如果从俄罗斯看，这二十年的变化有成有败。社会自由了，但是大国地位削弱了。俄罗斯不仅失去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而且也失去了对其边缘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格鲁吉亚危机和乌克兰天然气风波都反映俄罗斯试图恢复对这些国家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