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瑞迪
发表日期 06/06/2009 更新日期 06/06/2009 20:00 TU
1989年,正在北京大学遥感所读研究生的封从德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中。他是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主席,也是当时学生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他自然也是六四之后政府全国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在辗转各地逃亡十个月之后,封从德终于抵达国外。此后的二十年,他弃理从文,在法国研究宗教,并完成博士论文;继续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同时,主办“六四”档案网站,希望能推动还原历史真相。提到二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他显然对当年广场上鼓舞着千万学生的那种希望依然记忆犹新。
新的希望,新的尊严
在他看来,那是一场舍身取义的运动。他当时已经获得美国波士顿大学录取,十年的美国梦眼看将变成现实。但是,他从这场运动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希望。他因此将他最近出版的《六四日记》的副标题写为“广场上的共和国”。他表示,当时有那么多的学生不顾自己的健康,参加绝食;而后来可能有近三千人在那场运动中死亡。支持者他们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当时在广场上十分普遍。大家突然发现可以找回自己的尊严,有些记者打出标语:“不要逼我造谣”;有些知识分子打出标语:我们跪了四十年,现在要站起来,透透气。封从德介绍说,而且,当时广场上气氛非常友好。小偷宣布罢偷;街头自行车相撞,彼此一笑了之。虽然有多次百万人大游行,但并没有发生任何打、砸、抢,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大家都很自觉地维护这场运动,不给当局造成镇压的借口。这种氛围非常感染人。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参加运动。大家突然感觉到,原来中国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一小撮当官者掌握国家。
六四学运是否激进?
封从德认为,当时学生的组织还是相当理性、平和的。但是,政府一直在刺激学生,比如“四二六”社论、后来的假对话、不对话、李鹏傲慢的态度,一直到后来宣布戒严、几十万军队包围北京……但只是在军队开枪以后,才有愤怒的民众有一点点还手,但这种情况很少。只要看一下学生死亡的人数和军人死亡的人数就很明了,那个比例是二百比一!
这样平和的运动,不可以说激进。封从德甚至认为,这场运动太温和了。
逃往路途上的恩赐
六四之后,封从德在国内各地辗转逃亡上个月,并最终流亡海外。在逃难途中,他也有了新的感悟,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不同宗教信仰,领悟到信仰的重要。
建立公民社会是民主的根本
在封从德看来,六四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政府应当给与公民一定的自主空间,建立双方沟通的管道,这样才能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找到意见领袖。封从德指出,八九年学生运动太自发,也太偶然,因此组织建设不足,缺少领袖,学生组织者都没有形成很强的公信力。政府即使想对话,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话人。但是,建立官民互动沟通的管道只能通过公民社会的形成来实现。封从德表示,建立公民社会才是根本,无论社会如何转型,倘若没有足够强大的公民社会力量,新的专制,新的独裁都是很容易发生的。并不是中共垮了,就能出现民主。
封从德并不认为八九六四之后,中国社会自由度缩小。在人权与政治领域,政府的确把控很紧,但是,相对而言,互联网在发展,民众可以在私下批评政府,中国现在的出版自由也没有比以前有更大限制。八九年时,政府有两个途径推动社会公正目标,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政府在八九六四之后封锁了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但是在经济领域比较开放,在文化社会领域也比较开放,这对于建立牢固的公民社会空间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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