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中国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的基督教信仰

作者瑞迪

发表日期 18/07/2009 更新日期 23/07/2009 14:31 TU

如果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常年被压制的对宗教信仰的热情得以释放出来的话，最近二十年，这种宗教热情中也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不少当年八九民运的领袖，以及近年来活跃在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维权人士都皈依宗教。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熊焱，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维权律师高志晟，独立作家余杰，等等，等等。如何理解这些被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排斥为异类的人士对宗教的热情呢？我们采访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研究员、专门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的杨富雷(Frederick Fallman)先生。

杨富雷先生认为，在中国近年来的宗教热情中，可以看到两种人群。一种是普通老百姓，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程度推动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特别是在农村，很多人因为没有社会医疗保险，没有钱治病，而祈祷上帝的帮助。另一个人群则是知识界人士，他们的压力，和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民主的希望促使他们转向基督。他们在思考之后，发现他们的思想方向与党和国家不一样。

杨富雷先生指出，的确，无论是当年的八九民运领袖，还是如今的维权人士，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原本都没有宗教背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他们转向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到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和有社会正义的国家都有基督教背景。八十年代以及八九民运中的年轻人其实当时并不想推翻共产党，他们还带有理想性的希望。但是，六四之后，他们的这些理想完全失败了。这是一种灵魂上的失败。因此，他们需要另外一种支持，另外一种思想的泉水。

杨富雷先生还介绍说，中国知识界新一代基督徒与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基督徒显现出某种不同，他们既是积极的基督徒，重视宗教仪式，同时他们又坚持他们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如同，这一点和国外积极的基督徒很不一样。当然，这其中也有政治因素。在政治方面，美国保守教派可能起了一些作用。但是，保守派基督徒与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也有一定的冲突。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中基督徒他们依然坚持文化和学术上的自由，而保守教派则在这些方面有限制。

杨富雷先生不认为中国家庭教会所受到的打压并一定会推动这些教会走向偏激，因为，宗教对唤醒政治意识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社会基督教热情的兴起与基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团体的活跃程度是否有关呢？杨富雷先生认为，当然有关系，但是，关系有限，因为这些传教团体的主要目的是传教。而且，中国的家庭教会领导人也很强，他们往往能自己把握想要做的事，只需要一些支持和帮助，有时候是资金上的帮助。而且，即使是这些人，他们的主要目的也是救人、救世界。

杨富雷先生注意到，信仰基督对维权人士的为人处事产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影响，他们免费为弱势群体维权，他们有着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但深入民间为穷人帮忙，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