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16/02/2010 更新日期 25/02/2010 15:03 TU
我们在上周本专题节目时间里,谈到了2009年年底以来,西方舆论注意到中国外交转趋强硬的态势。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中国对外态度的转向呢?欧美评论界从中国国力上升之后导致中国在世界位置的变化及同世界的关系的角度解读中这一转向。在今天的《思潮与政见》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着重从中国社会演变入手,谈谈中国外交策略变化的国内因素。
一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西方的关系虽谈不上“蜜月”,但大陆所提出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口号仍然使国际社会充满了对中国的期待。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借一党专制国家的强势,刺激经济,也使世界明显感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作用。但是,从中国内部看中国,最为突出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也不是中国久治不愈的官场腐败,而是公民社会的扩展与公共舆论觉醒的进一步加强。
2008年八月北京奥运会结束,中国官方大肆宣传奥运会的成功,宣传奥运会激起的爱国主义热情。然而,政府所期望的以奥运会成功后的如虹气势将国民引向爱国爱党之路的设想并没有兑现。奥运前就已曝光的三鹿毒奶粉案终于无法封锁,在奥运结束后旋即爆发。官场腐败日深、社会道德失范、政治必须改弦易辙的话题压倒爱国主义主旋律,迅速占据舆论空间。
面对日益频繁的社会群体性抗争,迅速扩大的互联网空间,谎言与高压均有失效之虞。中国社会所流行的“下智上愚”之说,“官民对立乃善恶对立”之说极为传神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今天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化。2009年发生的多起事件:邓玉娇案、石首抢尸事件,李蕊蕊事件,冯正虎回国抗争,尤其是围绕“绿坝”软件的官民博弈,均明白无误地宣示这种革命性变化的走势。网络言论空间的持续扩大给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插上了升腾的翅膀。官方虽然一方面极尽网络封锁之能事,一方面加强对民间维权力量的打击,但却无法阻挡喷薄欲出的公民社会。面对这一局面,从来没有真正脱出极权主义轨道的中国政权实际上没有选择。收紧言论空间,回到极权全盛时期,对社会进行全面掌控乃是政权的本能反应。于是,在中国内部,对维权核心组织“公盟”开刀,对川震进行调查的公民代表谭作人判刑,抓捕为毒奶粉受害家属代言的赵连海,一直到岁末将刘晓波叛以11年重刑达到高峰。
北京奥运前后,有人羡慕经济持续上升,铁腕之下政治异议人士噤声,稳定支撑发展的中国模式。然而,奥运之后的现实显示的却是中国政府正在一波接一波将维权人士推向敌对势力,将日益广大的网民逼上梁山,走上了翻墙越轨的不归路。同时,2008年西藏危机之后,七月的新疆骚乱也使得中国内部民族冲突问题更形严重。胡锦涛上台之初所提出的为延缓矛盾、争取时间的“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口号从内部破功。随着中国社会冲突加剧,官民对立强化,中国社会大变局其实已经开始。是顺应民意,推进政治转型,还是对抗潮流,固守权力是现政权必须回答的挑战。
从这一角度看,目前中国对外部的强硬姿态,无非是企图转移国内矛盾激化的应急措施罢了。从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为标志的中国新民族主义高潮经历了反美、反台、反日一直到奥运火炬传递前后的反法,中国民族主义转了一圈之后,已经再难以找到理想的假想敌了。将目标针对整个西方,未尝不是一个可以一试的选择。不过,问题在于,今天中国对世界的融入程度已经远非九十年代可比。九十年代至今,中国民族主义的泄愤对象虽几经变换,但中国向外开放却在持续扩大。互联网时代以转移国内视线为宗旨而操纵民族主义情绪已非易事。从这一角度看,此次中国对外强势话语将不太容易落实为民众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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