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与政见

新闻开放：权宜之计还是制度保证？

作者  雅尼克

发表日期 20/05/2008 更新日期 20/05/2008 14:36 TU

公元2008年五月十二日，中国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七点八级地震。面对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中国全社会高度动员，抗震救灾。全世界也将目光聚焦灾区。对人的关怀，对个体生命的关怀超越了族群、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樊篱。从感情、从人道出发，现在显然不是做判断、下结论的时刻。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仅仅是感情也是不够的。

如果说地震是难以避免甚至难以预测的天灾的话，地震发生之后，如何处理，如何面对，如何防范今后可能再发生的地震，那无疑就是政治和文化问题了。

在汶川大地震的处理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较为开放、透明和宽松的政策。这一开放既包括对国际救援人员和资金的接纳，也包括对中国国内和国际媒体的开放。地震发生之后，不仅中国国内记者得以较为自由地奔赴现场，世界各国媒体也获准亲赴灾区现场报道。而在这些媒体中，也包括几天前被中国政府和部分网民大肆攻击的CNN和BBC等所谓西方“反华”媒体。国际媒体的介入，不仅拉近了中国灾区同世界的距离，也使世界可以直接感受到中华民族面对灾难的痛苦和抗击灾难的意志。同时，由于准许西方媒体在场，也为其是否“反华”，是否具有公信力提供了又一次检验机会。如果中国公众因此也可以看到海外媒体的报道，那更是有助于加强中国公民的知情权。

西方媒体一旦获准现场报道，也意味着中国政府接受了西方媒体报道的不同角度和对事件不同的解读。相对中国媒体，国际报道难以将报道重点放在中国领导人甚至救灾人员身上。同时，世界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也难以遵循中国媒体的正面、负面的以意识形态为尺度的新闻处理原则。灾区大量学校校舍的坍塌不仅使中国腐败和忽视教育的“家丑”暴露于外，国际媒体也会从灾民丧失孩童的角度提出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质疑。相对于中国媒体，西方媒体不仅少有政治禁忌，同时也将不同文化的眼光带入中国，扩大了话语空间和文化视野。总之，海外媒体亲临现场，颠覆了新闻垄断，加强了新闻多元，扩充了新闻空间。

同时，对西方媒体的开放也改善了中国政府的形象。相对于缅甸军政府在巨大风暴面前对国际媒体的封闭，中国政府公开、透明的取态获得世界舆论的好评。尽管由于中国政府迟迟不愿接纳国外救灾人员而错过了救人的黄金时期，但同其一贯封闭的做法相比，中国政府在此次震灾中采取的政策仍然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步伐。

2006年，中国刚刚纪念了唐山地震三十周年。同1976年对唐山地震的处理的封闭、愚昧相比，今天的中国不愧是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不过，在对待灾病问题上，即使迟至2003年，非典肆掠中国大地之时，中国政府也未能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

2008年的中国是奥运之年，也是中国经受众多考验之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前，先有年初的雪灾，接踵而来的是四月份恶性撞车事件。在国际舞台上，三月西藏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奥运火炬传递遭到挫折，激荡起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不仅法国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基石之一的媒体也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汶川地震当然绝非上述事件之逻辑演绎，但中国政府对地震的处理方式却不能说同这一大背景毫无关联。西藏暴力事件突发之后，中国政府逐出境外媒体，关闭西藏大门。随后又以保护记者安全为由，拒绝媒体现场采访报道。而此次汶川地震中国政府迅速反应，没有以余震危险为由将国际媒体拒于大门之外。前后相隔仅有两月，可谓此一时、彼一时。

处理此次地震，中国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态度，是吸取了西藏危机的教训而选择的权宜之计还是从此有了走向将公开和透明制度化的契机，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即使是一种权宜之计，中国也向世界表明了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具有快速调适政策的能力。如果进一步追问，在这种调适的背后也仍然是中国迅速世界化和世界迅速信息化的大背景。新闻自由、言论开放不仅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也是必须应对的当务之急。接受外部媒体的自由采访，允许国际救援人员入境本身也意味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的破产和“不干涉内政”外交原则的动摇。不过，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将当务之急的权宜之计转化为一套法制程序来保证媒体和舆论享有一个透明、公开和自由的话语空间。对于已经深深卷入世界体系的中国来说，这业已成为今日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