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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冀：中国会不会被高碳技术锁定？

作者  安德烈

发表日期 12/12/2009 更新日期 12/12/2009  09:36 TU

中国提出在2020年把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减少40%到45%，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但是，作为全球头号排污大国，中国能不能走得更远呢？中国有没有可能向发达国家那样提出一个减少绝对排放量的目标呢？如果不能，为什么不能？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些关键的减排技术吗？中国距离掌握这些关键技术的时间还有多遥远？如何才能实现技术转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首席代表邹冀。邹冀领导的科研小组刚刚完成了对中国未来减排能力的评估报告。

你们刚刚公布的一项研究说，要实现中国政府提出的在2020年把碳排强度减少40%到45%的指标，中国每户人家每年需付出六十几美元。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实现的目标，还是一个比较容易实现的目标？另外一方面，中国的这一减排目标同国际上所说的总体减排或者说绝对减排不是同一个概念，即使中国落实了自己提出的减排指标，但它的总体排放量应该还在继续增长。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目标？

邹冀：我首先要声明，我们的研究是一个独立研究，没有受任何人的资助。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的碳强度在2020年减到40%到45 %之间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增量成本急剧上升到临界区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减少40%的时候，增量成本很小，但是到了45%，就能够达到一年三百亿美元，如果要减少到50%，一年的成本就要增加到860亿美元。这说明从40%到50%是一个增量成本递增很快的一个区域。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政府宣布的这个目标是一个自主行动，不向国际社会提出资金和技术的要求，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把它概括了八个字：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就是说如果再把这个目标往上提的话，会面临着一个增量的减排成本急剧上升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如果要做得比上述目标再少呢，那就是挖潜不够。所以我认为这个目标大体上是恰当的。但是要完成它，并非轻而易举。中国还有七亿农民，他们没有社会保障。还有很多穷人。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在讨论要解决农民的社保问题，一年一个人大约是几十块钱人民币。可以想象：社会资源有不同的配置方法，一个是把社会资源，一年新创造的财富多分给农民一些，解决他们的医疗，教育，养老方面的费用。一个就是多用来减排。刚才我们说到要实现上述减排目标一个家庭要出六十多美元，也就是四百多块人民币。可以把这个数字同前面的社保需要的数字比较比较。那么，中国能不能拿出这些钱呢？我认为能够拿出来。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每个人节省一点就出来了这么多钱。但我们看起来节省了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农民却是一笔很大的钱，中国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就此而言，实现这个减排目标又是很不容易。如果我们用中国老百姓的一句话来形容，这是一个“踮起脚跟能够得着”的目标。就是要经过努力，是有可能实现的。

您刚才提出那个增量成本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低于40%或45%，就是潜力还没有挖出来。如果高于这个比例的话，难度则很大。那么，现在确定的这个量比较恰当？

就是说绝对的量依然很大，我讲的增量是一个相对的量。

大家都知道这个目标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自主行动。当时制定『京都议定书』并没有把中国纳入进去。因为『京都议定书』针对的是发达国家，要解决这些国家在二氧化碳排放上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但现在，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排污程度很高，国际社会就希望中国能够走得更远。从您的角度来看，中国有没有可能减少它的绝对排放量，它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看绝对排放量，有四大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因素。就是多一口人就多一份排放量。比如我们说中国在未来二十年里边，人口绝对数量还会继续增长，那么这就是一个让排放量上升的因素；第二个因素是收入的因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它的收入水平迅速上升的话，就会导致排放量上升。一般的规律是：从农村人成为城里人，他消费的能源，产生的排放就要增多；第三个因素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 ，也就是能源程度的因素这个有可能下降。通过技术进步，通过经济结构的转换。比如随着中国的进步，它越来越发达，就可以生产很多高附加值的产品。服务业也随之上升。所以这个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如果你真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的经济就不断地成熟，不断地趋于发达国家。你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提高，效率也随之提高。这个因素所要求的是技术进步。如果得到解决，就可以让中国的绝对排放水平往下走；第四个因素就是单位能源消耗的排放量。解决能源消耗排放量取决于你的技术，你的效率如何。比如法国普遍使用核能，这是需要技术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相当多的再生能源使你能够调整能源结构。比如使用水电，风能，太阳能，核能，或者使用很多的油和气来替代煤炭。因为中国是一个以煤为主的国家。通过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可以使排放量下降。在说完这四个因素之后，经济学把这叫做卡亚公式。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在四个因素中，有两个因素可以导致绝对减排量下降，那就要看彼此的消长，谁的力量更大，然后得出最后的净结果。这样看来，中国未来人口将继续增长，尽管实施了计划生育，但绝对人口在未来二十年还要增长。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也要增长。根据我们的判断，这两个上升的因素大于能够带来排放强度下降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转换的因素。那么，根据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来判断，中国未来的排放轨迹可能是这样的 ：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间，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可能还会处于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状态。但是在经过十年到二十年以后，这种增长速度就会逐渐减缓下来，就会越来越平缓。但是中国要在2050年以前达到峰值很困难，非常地困难。除非技术和能源转换两项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如果要有革命性的变化，那么就有可能把绝对排放数量降下来。但是在2030年以前，我们觉得非常难。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开发出了CCS技术，可以商业化使用。也许在技术上有这种可行性，把绝对排放量降下来，但是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和非常高昂的成本。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基本判断。

在2030年的时候，您认为如果技术问题和能源转换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中国就有可能进行总体的减排。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困难很大。中国也一直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尤其是要求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现在有这样一种感觉，尤其在西方，觉得中国已然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需要外来的资金，尤其是排污减排方面的技术吗？

实际上我们对中国的技术状况要有一个具体的分析。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确实在制造技术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是中国在设计技术和新技术的研发方面依然很薄弱，还处于落后的状况。而未来的低碳经济，要依靠很多的新研发的技术。另 外，中国如果没有这种研发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在技术的设计方面又很薄弱的话，就很难以一个比较低廉的成本把这些低碳技术迅速地在短时间内扩散开，如果它要去买知识产权，要等着西方国家在市场上一点一点的到市场上去卖。这个速度就会很慢，因为成本昂贵，所以速度就会很慢。所以我们要寄希望于中国要有比较高的研发能力。如果他有了比较高的设计能力的话，他就会大大地降低成本，就会加速低碳技术扩散的速度和它的应用面。因此，我们说中国还需要技术转让。我们做了一个研究，中国要实现一个低碳经济的一个起码的目 标，包括要实现在2020年相对减排40%到50%的目标，包括要实现更大的一个减排目标的话，它的六大部门，电力、交通、建筑、冶金、水泥、化工和石油化工六大高耗能部门，大概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的支持才能使它实现减排的目标。然而在这六十多种技术里边，有四十二种中国并不掌握核心技术。也就是说这四十二种技术中国还是有需求，要通过国际的技术转让，国际的技术合作，联合研发来加速用先进的低碳技术来武装中国的经济。否则的话，中国的经济就面临着一个被高碳技术锁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