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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与希望交集：欧洲华人回首哥本哈根气候峰会

作者  安德烈

发表日期 09/01/2010 更新日期 13/01/2010  09:53 TU

2009年年末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可说是人类史上首次最大规模的超国家的气候峰会。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人们对这样一场峰会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一种相当流行的想法是，在日趋严重的气候问题面前，各国政府尤其是排污大国将会在哥本哈根淡化主权意识，求同存异，团结起来对抗气候转暖，拯救我们的地球。哥本哈根峰会的失败再次无情地把上述想法划入乌托邦。超国家仅仅是幻想，哪怕在超越国界的气候问题上也难以超越国家主权。不少国家在大会上为各自的利益互不让步，尤其全球头号污染大国中美两国的表现更让人难以满意。不少西方媒体指责中国采取两面派手法阻挠哥本哈根峰会达致成果。而本来在应对气候问题上走在前列的欧盟也在峰会上难以施展。哥本哈根峰会就这样失败了。全球并未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拿出像样的对策。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010年，人们大约尚未从失望的气氛中完全走出来。哥本哈根之后，失望也好，气馁也好，气候问题仍然是纠缠人类前途的重大而且迫切的难题。驱散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失败的阴影可能对深化气候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更有益处。然后也许人们可以说一声：再见了，哥本哈根。

我们本次专题节目关心的是海外华人如何看待气候问题变化，他们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期待又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所作所为，他们目前所生活的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 刘刚和杨舒婷。杨舒婷是丹麦气象局的科学家，是研究气候变化的专家；刘刚是丹麦国家铁路局科技部门的工程师，十分关心气候变化。两位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记者：首先我还是想请你们二位谈谈你们对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评价。现在批评的声浪很大，你们怎么看？

杨舒婷：最后的结果让人比较失望，因为大会之前大家都抱有很高的期待。我们希望节能减排能够达致实质性的承诺，最后都没有。但另一方面，无论如何，这么多领导人，这么多民众，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花了两个星期讨论减排问题，全球都很关注，起码这个声势在那。这对各个政府今后采取什么行动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从这个意义来讲大会还是积极的。

刘刚：我觉得大会上有各种讨价还价是可以理解的。先进国家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是应该的。那么，现在中国政府老在提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果老在里头带头起哄，如果不带头去承诺一些东西，承担责任，或者过多指责其他国家的话，如何才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策略，是不是更积极的参与？同其他国家达成一些妥协和折中？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能够在这里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在平常说，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如何如何，给人感觉好像中国拯救了世界似的，可是到了减排问题上，反过来又不愿承担一些责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理解，但我觉得中国政府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记者：这次峰会一开始，中美之间就已有一种隐然的对抗，但最后在气候问题上的对抗越来越激烈，互不让步。美国要求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做到透明化，能够被国际社会检查。而中国则指责美国作为头号经济强国，没有落实自己应尽的责任。那么，中国在这次峰会上应该做得到的是哪些？而欠缺又有哪些？

刘刚：中国政府因为觉得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一员，  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是现在你在世界各地走一走，你能感觉到，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已经非常注意环境问题了，民众觉醒了，政府也有行动 。 美国可能因为是头号经济强国，有所顾虑，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当然美国政府几经更替，现在奥巴马政府是一个民主党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谈判中提出要求可以理解，但应该增加灵活度，进行妥协，这样才可能达成一个协议。我个人认为奥巴马政府会比布什政府在环保问题上下力气，就像他对全民医疗健保下力气一样。

杨舒婷：总体来说，这次大会的对抗反映的是东西方之间的不信任。西方社会当然希望能够推动这件事，希望发展中国家也要重视这件事情，也能够实现他们的承诺。西方国家也愿意提供资金。他们提供资金，当然希望用在他们所希望的地方。他们不太相信发展中国家能够把资金用在他们希望投资的地方。另一方面，东方国家，像中国等国家就觉得西方国家不应该用资金来压制发展中国家。来控制他们。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互不信任。双方的反应都可以理解，双方可能都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方法，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中国一直希望是以大国的身份出现，中国的确可以考虑以一种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姿态出现。  我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我觉得中国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对这件事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您是从事气象科学研究的。您谈到中国在这方面还有更大的空间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能不能谈得更具体一点呢？

杨舒婷：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参加了许多国际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计划。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在节能减排方面应与西方国家有更多的合作关系。西方已经提出他们愿意提供一部分资金，中国可能应该考虑怎么样去把它落实。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实现中国的能源结构的改变。减排最重要的就是实现能源结构的改变。比如煤就是二氧化碳最重要的一个排放源。改变这个能源结构，中国有很大的空间去做。

记者：你们两位都是有华人背景的。现在一说起气候问题，大家就说美国中国应该怎样去做。那就是说，如果这次的峰会这两个国家妥协的话，那就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在你们看来，应该如何给中国定位？因为这涉及到承担责任的问题。在联合国，中国仍然坚持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你们如何为中国定位？

刘刚：从历史上看，中国曾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上同西方国家比较，中国可能是一个中度发展的 国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也希望有一个合适的定位，现在再和非洲的穷国拉在一起意义好像不太大。合适的定位，就是你有一定的义务，也有一定的责任。不能说一边你找发达国家出钱治理污染，另一边你还不合作就说不过去，所以应该积极地合作。你愿意出钱是一件好事，那么，我保证使用好这笔钱，我怎么样接受国际的监督。这次达成的协议，没有任何检查监督的机制。直观地讲，中国和欧洲的反差比较大，中国的污染确实严重。这让我联想到谈人权的问题。节能减排也好，谈人权问题也好，都是为了中国人民。节能减排不是为了欧洲人，首先是为了中国人。人权也是一样，谈人权首先是为了住在中国的中国人。有些人可能责怪我们，用不着你来管中国人吸收了多少污染的空气。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把环境搞好，实际上是大家一个共同的目标。

记者：中国在峰会开幕前不久提出了一个国家减排目标，就是从现在起到2020年，把每单位GDP的排污量同2005年相比，减少40%到45%。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有多严重？在您看来，如何评估中国政府的这一减排目标？中国政府能不能在减排方面走得更远一些？如果走得更远一点的话，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现在在包括建筑冶金等六大高耗能领域要实现真正的减排，都取决于一些关键性的技术。

杨舒婷：我觉得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很多种算法，其中一种算法就是上面提到的这种。中国每产生一个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很大。欧洲国家相对很少。欧洲每个GDP的排放量是四到五，美国是二十。美国中国是欧洲的好多倍。通过改变能源结构，通过引进新技术，中国是应该能够做到减排的。但这样做对中国的确有很大的难度。许多同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们会说，我们很多地方连电都不够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觉得电不够用，不一定非要用煤来发电，可以用风能，用其他的办法，用清洁能源。我们在欧洲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经常被问到类似的问题。欧洲人会问，我们经过了一个工业发展的高污染阶段，中国为什么还要走这些老路。为什么中国不能吸取我们的经验？中国不能做到吗？中国其实可以做到。但是需要政府的努力，需要提供新技术。 政府需要引导民众，引导中小企业实现技术的改变。实现能源结构的改变。

记者：你们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左右了。我想请你们谈谈丹麦环保方面的情况，据说北欧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想气候峰会选择在丹麦举行，这方面的因素可能很重要吧？

刘刚：还是根据个人的生活经历来谈吧。从五六十年代工业发达以后，丹麦人就逐步地比较注意能源节约。北欧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冷，需要取暖。 同中国的北方地区，北京附近差不多。  在丹麦，老房子定期要更换窗户。   房子保温技术用得比较多。另外那些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也产生过很大影响。前几届左翼政府执政时，部长们上下班都骑自行车。在哥本哈根地区，骑自行车上班司空见惯，包括我的许多同事都骑自行车上班。另外，丹麦公共交通系统发达。城市里面还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比如他让你停车比较困难。但由于公交系统发达，很多人上班使用公交，概率比较高。  再一个就是丹麦限制开汽车，收180%的汽车注册税，也就是在法国德国买一辆车，在丹麦就要花三倍的价钱才能买一辆车。丹麦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来实现节能减排的。达到这样的结果取决于各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有些人有理想，不愿去污染环境；一个是有些人确实受到了限制，既然公交那么发达，不愿多花钱，尽量少开车就行了。这使得丹麦的环境在欧洲来说是不错的。况且，丹麦的自然资源比较缺乏，依靠制造业和高科技，这就促进了新技术的应用。随着时代的变化，节能工作就走在了前面。

杨舒婷：我们还是讲能源的问题吧。我记得前几年我父母来探亲。他们就感触很深。有一年他们初春来，天气比较冷，外头只有几度。但是屋子里还是二十几度，我们也没有开多大的暖气。房子的保温非常好，有一年他们夏天来，外面很热，但屋子里还是二十度左右。房子的门窗都是双层的，中间是真空的。保温效果非常好。我父母就觉得我们的房子是四季恒温的，不用特别的加暖和空调，都可以保持四季恒温。

记者：您是气候问题方面的专家。为什么现在在气候问题上还是很扯皮，很费劲。因为气候转暖问题虽然经过科学家的证明，但直到今天好多人还是觉得没有那么迫切。 在您看来，气候变迁真得那么严重吗，它真的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对我们的现在或将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

杨舒婷：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除了我的研究，全球这么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 都可以证明气候问题的严重性。此外，  我自己也可以亲身感受到气候的变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在北欧生活了二十年，以前，典型的北欧天气是冬天并不特别的冷。一年四季 雨水都差不多，没有多少雨，也不会干旱。但是这几年我们都能感觉到暴雨多了许多。以前我们雨天出门的时候从来不需要打伞，或者穿雨衣，因为都是毛毛雨，雨点都很细微。现在夏天经常下暴雨，暴雨一来，因为这里的排水系统不是给这么大的降水量设计的。所以下水道都堵了，城市许多地方都会被淹起来。下的雨雨点都很大，就像中国南方的那种雨一样，一下就下大暴雨。这种变化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天气系统都改变了。这是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在欧洲我们现在也可以感觉到，在夏天有热浪，冬天暴风雪多了很多。  因为气候的改变，产生了更多的这种极端天气现象。 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气候的确在改变，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记者：在气候问题、环保问题上，你们期望能做些什么？

刘刚：我觉得气候变化人人有责，不管你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生活，不管你是老百姓也好还是政府也好，大家尽量从小事做起。尽量避免攀比性的消费，能够采取一些节约能源的措施。这样做一是能节约你的开销，同时也是在改善环境。刚才舒婷讲的我也有同感。因为丹麦的很多铁路桥洞 过去铺设的都是很小的排水管，后来下大暴雨，山上的水下来的太快，一下把桥洞一段一段冲掉的事情前两年也发生了。所以气候变化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也跟欧洲人一样，能够呼吸到比较新鲜的空气。要这样的话，咱们大家都应该尽到一些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