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安德烈
发表日期 18/04/2009 更新日期 21/04/2009 21:09 TU
二十年前,胡耀邦之死引发八九民运,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历史就这样把一场中共执政以来爆发的最大的民主运动与一位中共前总书记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六四是禁区,纪念胡耀邦也是禁区。二十年后的今天,胡温政权为什么又想纪念胡耀邦又怕纪念胡耀邦?该如何评价六四事件?八九民运为什么以失败告终?当时坚守广场的学生是否过于激进?曾被指为八九民运黑手,遭判刑,坐大牢,后来流亡美国,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的王军涛以亲历者和政治学者的双重目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一九八九年我们没有做错什么
王军涛认为,“八九民运被镇压后,我们并没有像那些当时就已经到海外的朋友们那样得到英雄般的欢迎。我们当时品尝着失败的苦果:在天安门广场被打败了,而且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面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错了没有?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直在反思。我一九九四年来到美国,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比较政治转型。那么,跟其他国家比,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二零零年我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可以放心地说:一九八九年我们没有做错什么”。
“我们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碰上了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权人物。他有铁血的意志,他用打一场正规战争的方式调动中国最精锐的像三十八军和二十七军那样的战略部队血腥镇压。在人类政治史上,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民主运动,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如果面临这样的政治强人的时候都会失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规模和党内外的参与程度都超过了一九九零年发生的那场革命。但是前者失败了,被镇压了,后者却获得了成功。并不是一九九零的参与者比六八年的那些人做得更好,而是他们所面对的领导人不同。一九八九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是负责任的一批人。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正义,对真理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所以他们坚守在那里。他们失败了,那是因为民主的敌人比他们更强大”。
平暴在前,抗暴在后
这场民主运动失败后很多人都说应该反思是不是太激进才导致失败。王军涛认为激进无非有两条:诉求太激进,方式太激进。从诉求上说,八九民运在当局开枪镇压之前,没有人提出推翻共产党,都是采取请愿方式对执政党施加压力,希望进行改革,落实宪法,保障公民权利,使得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在诉求上比东欧的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要温和得多。从方式上来说它也非常和平。在首都发生的多次百万人大游行,没有出现一起暴力事件。中国共产党当时指责八九民运是动乱和暴乱,是受一小撮人操纵的,受西方控制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的动乱和暴乱不能成立。因为在四二六社论发表之前没有所谓的动乱。同样,在六月三十号当局下令开枪之前,没有暴乱。严家其根据中国政府的报告所公布的时间经过仔细的考证,已经说明平暴在前,抗暴在后。绝不是什么暴乱在前,平暴在后。事实上,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的审判案中,中国政府公布的事实和证据已经推翻了他们自己所做的结论。因此,从今天回头看一九八九年的那场民主运动,它就是一场温和的、理性的、和平的人民请愿运动,爱国民主运动。它的失败是由于我们面对的这个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太残暴。
胡温为什么对纪念胡耀邦保持沉默
胡耀邦病逝对当局而言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一方面,共产党内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就是希望给胡耀邦平凡。因为胡耀邦在一九八七年被撤职从程序上讲违背共产党党章;也与当时开明派与改革派占多数的资深共产党人的理念相违背。而这样一批资深的老党员,二十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求为胡耀邦平反,那么这样就会继续给当局产生压力。另一方面,胡耀邦所代表的人品又确实为现在的当局巩固统治所急需。所以他们又想纪念,又感到很尴尬。因为,如果纪念胡耀邦就意味著一九八九民主运动是对的,而当时的打压和指称是动乱就是不对的。因为那场运动实际上是从悼念胡耀邦和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开始的。胡耀邦因为坚持人性,拒绝镇压学生运动,由此被罢官免职,这样一种命运使得八九民运的参加者很同情他。希望为他讨一个公道。四月二十二日,首都大学生冲破种种阻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当局却在随后发表四二六社论指学生们悼念胡耀邦要求民主的行为是动乱。
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尴尬处境
王军涛认为,胡温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应该说在一九八九年时并没有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应该说他们都同情过当时的民主运动。为什么他们曾有纪念胡耀邦的念头呢?经过这二十几年的发展,从他们内心来说知道胡耀邦的人品是非常可贵的。就像他们曾经以为周恩来是共产党最后的一个圣人一样。他们现在觉得胡耀邦所代表的这种人品,正是现在共产党最需要的能够巩固政权的力量。所以说他们应该知道八九民运是一个正确的运动。被镇压是一个错误。六四后党员重新登记,有人不让于光远等人重新登记,陈云就质问:“你们难道还要多少年后再来一次平反吗”?因此,共产党的一些资深领导人都知道六四镇压是一桩罪行,只是说他们现在没有办法纠正了。江泽民一九九七年访问美国时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情况。他在白宫与克林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记者问到一九八九年的镇压,江泽民辩解说,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克林顿就说:“我的这位客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没有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接下来江泽民到了哈佛,当再被问及同一问题时,他就说:“那个时候我在基层”。他就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想背书镇压。到了温家宝,最近记者问他时,温家宝干脆避开八九民运对不对的问题。他说,历史证明,在苏东发生那样一场历史巨变面前,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维持政治稳定的这一段时期的决策是对的。如何评说中共领导人的这种暧昧的立场,王军涛认为,刻薄的讲,他们是做贼心虚,不愿意正视;如果要比较积极的去看,他们还是有天良的,他们知道这是一桩罪行,不愿为这桩罪行背书。
这就是胡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悖论。从胡温提和谐社会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中国存在的问题。所以他们也想解决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解决政治体制问题。他们担心这样一来正在急剧黑社会化的各级政权就会遭到挑战。所以他们又必须压制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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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广场
20/02/2010 23:29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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